才干出众两登相位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预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预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预朝政了。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
清除积澧以为已任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预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求实务实政绩可观
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委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好弄权术为人权谲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道的；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那么厚道了。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就是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吏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左迁为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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