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爆发后，美国左翼记者斯诺和斯特朗先后在美国的《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像一颗颗重量级的炸弹，在美国从政要到一般民众中均产生了强烈反响，蒋介石的做法受到了责难。不久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相继证实了他们报道的真实性。美国政府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的力量，他们正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南进的步伐，因此，美国政府派出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宣称在国共问题尚未解决前，美国政府无法大量援华。蒋介石受到国内外双重压力，只得取消反共计划。
就在居里访华的同时，美国政府又暗地里派出另一位特使，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出身。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
1941年2月，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受美国《柯里尔》杂志派遣去远东采访，海明威也以美国政府特派员及《午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调查国共关系。国民党当局对海明威夫妇访华是十分重视的。3月26日，海明威拜访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4月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当时，蒋介石刚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在美国报刊上作了公正的报道。蒋介石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蒋介石四次谈到“皖南事变”，海明威都不作回答，事后他也一直未写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原因正如他回国后所声称的：“由于这些言论只能使国共感情冲突火上加油，易于制造内战气氛，因此我没有发表它。”他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剿共十年，“西安事变”后在共产党影响下才转向抗日的，蒋介石还称他拥有大量军队可以消灭共产党，用这种“外科手术”来治疗所谓“心脏病”。在重庆，海明威还秘密会晤了周恩来，周恩来针对国民党政府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盖尔荷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惟一真正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对我来说，我已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海明威则回忆道：“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在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远东之行后，海明威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这些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夫妇二人也曾一起到华盛顿去回答关于中国问题的咨询。海明威说，这场战争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的政策，把日本看作是“皮肤病”，而把“中国赤祸”视为心腹之患。
他们认为好心的马先生是个傻瓜
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玛特桑尼”号轮船从旧金山出发，驶向檀香山，在夏威夷稍加停留，海明威夫妇在2月下旬乘泛美航空公司“剪子”号飞机到达香港。他们住在九龙的半岛饭店里。海明威拜会了香港警察局长科恩。此人是犹太裔的英国人，在中国多年，据说曾做过孙中山的卫士，科恩为海明威去重庆做了精心的安排，广东和广西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都同他熟悉。
1941年3月25日，海明威夫妇在香港警察局长科恩的安排下，乘一架小飞机偷越日军占领区，穿过崇山峻岭，在粤东北南雄小县着陆。当地政府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翻译。从那里他们乘汽车到达韶关，这一段公路不到100公里，路面太坏，汽车跑了一整天；海明威不知道这已是高规格的待遇，汽车用的是酒精，假如他们坐上用木炭煤气发动的汽车，在爬山上坡的时候，还要麻烦他们下来帮忙推车。
韶关是当时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接待他们并且设宴款待。余汉谋部下有留过美的参谋，看来在广东给了他们不少帮助。海明威要求到前线去看看，因为这位作家想亲眼看看武器装备居于劣势的中国军队究竟依靠什么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作战。
余汉谋心里有数，因为中日双方的对峙阵地虽然相距只有5里路，但是双方好像订了“君子协定”，互不“侵犯”已经快到一年了。海明威如果认真考察一下，也许可以写出一本《南线无战事》来。余司令长官派那位留美参谋陪他们夫妇到韶关游览古迹和庙寺，盘桓了3天，但还是拗不过脾气暴躁的海明威，只好派了一辆老爷卡车，把他们夫妇送到了向南约50里的北江镇（前面已无路可通），换上一条小船，沿着北江的激流，到达望埠。从望埠镇只能骑马前进，才能到达最前线的第十二路军总指挥部。
1941年4月，国民党国宣处计划利用他的声望扩大对外宣传，并“纠正其左倾思想”，请求蒋介石批准发予随军记者证，且表示将限制其赴西北采访。香港《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海明威夫妇来华及在华活动的消息。
对于海明威夫妇的来华，当局到处把他们当作正义与和平的使者，当作贵宾来欢迎，可是他们却有说不出的苦衷。玛莎在《我和另一种人旅行记》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她和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书中玛莎用U.C（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称呼海明威。他们对国民党官方政治部派给他们的陪同翻译马先生不满意。玛莎关于中国之行的那部分文字标题叫“马先生之虎”。原来在马先生陪同他们的途中，玛莎发现野外山上尽是些黑糊糊的焦树茬，就问马先生农民为什么要烧山。马先生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是为了赶跑老虎。”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老虎吃一种嫩细的小根和甜草，这些东西全烧光后，它们饿得发慌就跑掉了。”在中国竟然有吃素的老虎，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对于马先生这样信口编一套胡话来蒙老外的做法，玛莎很不以为然。马先生自吹在密歇根大学念过书，可是他的英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经常翻译不出来了，就加上“怎么怎么的”、“叫什么来着”之类的用语，搞得海明威夫妇是云里雾里。所以他们认为好心的马先生是个傻瓜。
海明威因为没有看到战争而沮丧，他夫人玛莎被苍蝇和粪便吓煞，抱怨不止，尤其不满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但海明威始终情绪很好，对妻子的抱怨，他的回答是：谁叫你来的？当年广东三江都用小火轮拖着木船，船上没有窗子，更没有盥洗设备。他们到达韶关后，立即乘火车到达著名的“甲天下”的文化城桂林。他们认为这里的旅馆太“肮脏”。也许是玛莎夫人嫌它肮脏。海明威不但本人平常就不修边幅，而且和第一位妻子哈德莉1924年1月初到巴黎时，他们的住处既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灯，甚至没有自来水。
令他们感到十分头疼的是他们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的贫穷、落后、脏、疾病。尤其是玛莎，她是个极其讲究清洁的女人，当她来到下榻的“韶关之光”旅馆时，一看里面的情况，顿时就起了反感：
“马先生事先对我们说，旅馆很幽雅。可与实际情况对照，我们一开头就给气坏了。我们的房间有两张木板床，一张摇来晃去的竹桌，一只黄铜色脸盆，里面装着浑水，有一个痰盂，一张很硬的竹椅，一个竹凳，两盏煤油灯，污秽的蚊虫，走廊地板上挖了一个茅坑。这个厕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这样提起它并无恶意，一罐水放在那里可能是用来冲洗的。老天还下着雨，而且冷得很。但蚊子并没有因为冷而减少。我对这里的洗刷方式大惑不解：两个人才一盆水，怎么个洗法？是不是要我们俩先刷牙，然后用同样的水洗脸？U.C叫我干脆什么也别洗，假如我还想刷什么牙，那就是傻瓜。我最好控制控制自己爱卫生的怪癖。‘别泄气’，U.C一边艰难地挂着蚊帐一边问，‘是谁要到中国来的？’”
他们在桂林的住地也同样糟糕，虽然名字叫得好听，什么“皇宫饭店”，可是臭虫满处爬，厕所的臭水满处溢。这样的苦他们哪里吃到过？然而，住得不好只是他们这一苦难历程的一小部分。玛莎对什么都感到不满，包括旅途中看到的一幕幕景色，空气中弥漫的气息。
有一次，玛莎在一个村子里要上厕所，却找不到一个让妇女解手的体面地方，结果只好到村子里的公共厕所———一个用草毡盖着的竹塔楼，“下面有一个五英尺高的阿里巴巴式的大坛子摆在地上用来收集那宝贵的大粪”———去方便，当她爬到竹塔顶上时，正赶上空袭警报，村里的人都跑光了，连猪也赶走了，弄得玛莎上不上，下不下，左右为难，眼看着一个中队的日本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当她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海明威笑嘻嘻地对她说：“噢，可怜的玛莎，如果刚才给炸死，那是多么光荣啊！勇敢的战地记者玛莎在执行公务时以身殉职。不过，国际新闻界将会问，死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的？”
中国是如此贫穷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是如此艰难，如此节俭，连大粪都舍不得浪费，要好好收集起来作为肥料。中国的士兵风里来雨里去，过着非人的生活，每月却只有合2.8美元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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