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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许光达成为“莫须有”的“兵变参谋长”，含冤去世。周恩来看到许去世的报告后，十分难过。他向毛泽东报告了消息，毛泽东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

许光达（1908.11.19～1969.06.03）湖南长沙人。1925年读长沙师范学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留学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一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大将之一。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3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1岁。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尽管许光达不让孩子们看大字报，但他自己却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原来，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国共和谈军调部中共代表时留影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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