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房买房，需要缴税，而且要交不少的税。为了少缴些税，于是有了所谓“阴阳合同”，就是说，用来作为纳税额依据的合同上，写的是一个成交价；实际交易，是另一个成交价。不用说，合同上的成交价要低于实际成交价——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来读史，忽然发现，这种阴阳合同的做法，跟交易纳税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在我国，交易纳税的做法始于东晋，亦即公元317年。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自司马睿建都于南京（史称东晋）之后，规定交易必须纳税，具体方法是：“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按，既买卖合同契约），率钱一万，输估（税）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当、值），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就是说，要按成交额的百分之四纳税；卖方缴纳百分之三，买方缴纳百分之一。如果没有文券（即契约合同），就按交易商品的价值纳税，税额也是百分之四。
　　
　　收税，必得有税官。“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按，即专管抓贼者，相当于治安员）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这段记载是说，在南京城外两个重要码头渡口设有“津主”，专司收税，凡是过往商民携带的货物，包括柴草鱼虾，一律按十分之一征收税款。此外，“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淮北有规模较大的集市百余个，全部配备了税收官员，“税敛既重，时甚苦之”——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江南的商业已经比较发达，朝廷以限制经商、鼓励百姓务农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盘剥百姓。因为西晋灭亡、东晋肇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朝廷上下需要钱的地方太多，必须找一个进财之道。从东晋开始，“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收税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民“种地纳粮”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税”字的本义，其实是地租。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税，谓公田什一”——种国家的地，要将收成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家。从打东晋以后，向商品交易的双方征税，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另一来源。
　　
　　南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就此议论说，“今（南宋）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一直到南宋，仍然按成交额的百分之四缴税；“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房屋、土地等大宗交易，还是能遵守照办的，“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邑导行之费，盖万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值，赊立岁月，坐是招激讦诉”。这段话的意思是，虽然有明文规定，但是在交易人口、马牛的时候，官员往往多征税，而且是由买方独自承担。于是，大多数交易双方为少纳税便“隐减价值，赊立岁月”，在契约上做手脚。但是这样做，又给交易双方留下了日后纷争的隐患。为此事，洪迈曾上奏章，请求皇帝将交易税收减半，“以使民不作伪、减少纷争”。至于皇帝是否同意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不会得到批准的——那不等于从虎口里往外夺肉、请老虎少吃一些么！
　　
　　由洪迈的笔记得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隐瞒交易实价以偷税避税的做法，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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