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在亚洲的外交舞台上，“万隆会议”一词成为热门话题。2015年4月是万隆会议60周年，印尼为此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3月初，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在今年4月22日、23日亲自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发表有关二战反省及日本对和平展望的演讲。

　　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2日明确表示，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发举行的国际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3月26日，中国与印尼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表示，“（万隆）会议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至今仍对国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支持印尼举办万隆会议6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愿与印尼方密切配合，推动亚非各国增进互信，深化南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外界分析，由于二战历史问题的敏感性，日本首相安倍在万隆会议纪念场合发表的有关二战反省的演讲，将受到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其讲话也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下一步的发展。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日两国代表也曾同时出席会议，尽管当时双方立场明显不同，但仍实现了2次秘密会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日两国官方在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但长期以来，外界对于当时双方如何互动、会谈的内容及成果为何这些问题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当年的外交档案逐渐解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中方会前备多套草案

　　1955年1月1６日，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1954年4月，亚洲几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谈，提出举行亚非会议的主张。在当年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茂物市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明确了在1955年举行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

　　当时的原则是这5个发起国根据“独立政府的原则”，各自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名单。最后共提出了30个国家，中国名列其中，但中国是否能够获得正式邀请一度面临着困难。

　　当时，在总共提出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锡兰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为了争取与会，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了最大的外交努力与工作准备。

　　1954年7月，毛泽东曾在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外交工作的11条意见，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随后的10月，周恩来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会议上，对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法国、英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我们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他说。

　　在提出了具体工作方法后，周恩来对可能要召开的万隆会议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时，周恩来就已经明确向尼赫鲁表示，中方赞同正在酝酿的亚非会议计划。1954年10月，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主动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当时的回复是：“会议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而毛泽东也对会议非常重视，向周恩来提出了做好参会准备的要求。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正式向中国发出参会邀请。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这份工作草案称：“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

　　此外，在政策的准备项目上，草案也提到：“要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场内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

　　到1955年4月，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会议的准备工作。4月1日在中南海举行的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新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的详细安排。

　　这次扩大会议明确，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陈毅等人亲自率队参加。会议还提出了代表发言时的具体要求：“我们发言时要着重说对亚非国家有共同性的问题，提法上要注意从亚非国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提，要有说服性，能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随后通过的最终版本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将日本、南越、约旦等国列为丙类国家，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中国应该积极影响的对象。当时提出的重点工作顺序是：“除锡兰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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