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中数起对中国抗日军民震动最大的事件，当属汪精卫集团投敌。而往的投敌，又扯出了另一件公案，就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云南王龙云曾密谋和汪精卫一起投敌并计划举兵反蒋吗？龙云对此当然矢口否认，而汪集团上下人物对此言之凿凿。而细审汪精卫出逃过程，龙云在其中的作用实可玩味。那么这桩公案究竟是何内情呢？这期《重读抗战》我们就聊一聊。
汪精卫集团异口同声：已于龙云达成一致
关于汪精卫集团如何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商讨投敌事宜的。在汪集团上下个人的日记和回忆中以及汪集团与日人谈判留下的记录中多有记载。汪派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从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会商的决定，到上海的“重光堂协定”，汪派与日本的谈判字里行间都与龙云有关。1938年5月，汪集团中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谈判时，高宗武就提到当汪精卫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各方面“正在想停止战争”的杂牌军会予以响应，包括“从云南的龙云起，四川、广东的将领们，加上山西的阎锡山”等。这是现有材料中较早谈到汪精卫与龙云关系的情节。这个时候，汪集团对于龙云的态度还是一种猜测，可马上们他们就要将猜测予以实现。
那么，汪精卫集团对于龙云在整个投敌计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日本人手中的谈判资料显示，汪精卫的计划是：“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它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
据日本谈判代表松本重治的记载显示，汪集团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中，已经肯定地说明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并明确说明已经有“秘密联络”。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
梅思平所说38年9月之前汪集团与龙云的“秘密联络”现在还没发现材料，但之后的联络却有记载可循。
汪精卫内侄陈春圃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时曾写下回忆。他说1938年夏秋间曾随陈璧君从广州转往昆明，在昆明前后活动长达一月之久，并多次约晤龙云，直至1938年10月初才由昆明返回重庆。这一说法得到其他人的旁证。化名“朱子家”的后来汪伪中央委员的金雄白回忆：
“数月之前，陈璧君以出席演讲并视察锡矿，曾一度赴河内，路经昆明时，并曾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龙之参谋长卢汉亦有深谈。以后汪之经昆明赴河内，能得到龙云之协助，则以事前因先经汪夫人之联络，早有默契故也。”
为筹备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为汪的越南之行打前站，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试探龙云的态度。据周佛海当日的日记的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在周佛海的印象里，龙云是不错的，双方“一拍即合”。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陈春圃回忆“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汪精卫到昆后曾与龙云秘密交谈，周佛海日记当日记载，汪龙两人当晚交谈时间甚长：
“今晚汪先生与志舟（龙云）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晚）十时，安心寝。”
汪精卫事后将谈话内容告知了陈春圃。陈春圃回忆汪告知的谈判内容是：
“我（汪）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龙），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那里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果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对于此次与龙云的谈话，汪精卫亦有回忆说：
“我于十七日（按：应为十八日之误）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些，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十八日（应为十九日）我到河内，还有电报给蒋先生。”
此后，龙云为汪精卫准备了飞机，汪精卫得以成功离开中国，飞到越南河内，正是迈出了叛变投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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