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征尘未洗的王震率领十万官兵，铁流滚滚，进军新疆，开始了他又一段辉煌的人生经历。他以大胆果断的军人气魄和对新疆人民的满腔热情，在斗争复杂、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领导接管建政，清剿土匪，屯垦戍边，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巩固祖国边防、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繁荣富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崇高赞誉。

改造旧政权，建党建政：让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新疆是我国西北最边远的一个省份。长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不仅备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还饱受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凌。为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初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解放新疆问题作出部署，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中央的努力下，新疆军政于1949年9月25、26日分别宣布和平起义。但是，一伙民族分裂分子和国民党顽固军人，面对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极为惶恐。他们妄图依靠帝国主义势力趁解放军尚未进疆之机，阴谋发动叛乱，分裂新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向中央提出，提前进军新疆。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震就主动向中央请缨，要求去新疆，去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肯定。因为人民解放军横扫西北胡宗南、马家军残敌，为进军新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中央批准，1949年10月10日，王震率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两军离开酒泉，挥师西进，铁流滚滚，进军新疆。10月20日，先遣队率先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50年1月20日，部队全部进驻指定地区。

1949年10月12日，王震还在进军新疆途中，中共中央就指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任分局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

11月8日，王震率兵团司令部抵达新疆首府迪化的第二天，迪化各界就举行了欢迎大会。王震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新疆分局已经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时，他代表分局和全体进疆指战员向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对解放军的欢迎与爱护表示深切的谢意。

10日，王震又在临时省政府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新疆分局当前的工作方针和人民解放军进疆后的接管原则。他告诉大家，解放军不设军管会，临时省政府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起义部队迅速改编，由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派出代表协助办理移交事宜。随后，他就开始了与新疆军政高层和各族各界进行广泛接触交谈，调查研究，考虑具体施政方针、措施。

王震长期转战西北，对新疆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情有独钟，并于鞍马劳顿中形成一套开发、建设新疆和稳定新疆的设想。

进疆伊始，当务之急是改编起义部队。1949年12月17日，经中央批准，新疆军区成立，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军区成立后，王震立即着手新疆部队的改编工作。根据改组军队的方案，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由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委;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委。部队各师的政治干部，都有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派员担任。从此，三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军队，都在新疆军区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教育和训练。

改造旧政权，建党建政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头工作。王震在改组军队的同时，就开始思考和部署这项工作。要完成这一紧迫任务，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干部。新疆地方没有党组织，王震想来想去，还是得靠自己。在新疆军区成立后，经王震提议，并经新疆分局讨论，决定由驻疆部队采取“包干制”的方式，抽调部队干部开展地方工作，驻防哪个地方的部队，就对那个地区的地方工作负完全责任。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以二军党委为基础，建立中共喀什区委员会(1952年改称南疆区委)，王恩茂任书记，下辖喀什、和田、莎车、阿克苏4个行政区;以六军党委为基础建立中共迪化区委，罗元发任书记，辖迪化、哈密、焉耆3个行政区;从新疆军区抽调党员干部组建了五军党委兼伊犁区党委，顿星云任书记，下辖伊犁、塔城、阿山3个行政区。经过紧张工作，到1950年10月，陆续组建了10个地委和1个市委。各地(市)委成立后，又从部队抽调大批党员干部会同从内地调来的党员干部，和在新疆吸收的本地各族干部一起，奔赴全疆各地，深入广大农村牧区，接管和改造旧政权，建立所属县委和政府。对农牧区的基层政权，采取先农区后牧区的办法。在农区，把旧的区乡公所改造为区人民政府，废除保甲制度，设立乡人民政府;牧区暂时沿用百户、五十户组织，待条件成熟后再予废除。农、牧区区长一般由上级委派，副区长、乡长由群众直接选举。

截止1952年底，全疆共建立了81个县委和500多个县辖区委，还在部分乡建立了党支部，同时建立了相应的人民政权。在建党建政过程中，先后从部队抽调了8400多名干部战士参与地方工作，其中排以上干部4400余人，同时自上而下大胆发展了一批本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1951年4月，已发展党员1087名，其中维吾尔族占45%。王震倡议实行的“包干制”办法，既解决了干部奇缺的问题，又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有力推动了建党建政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疆是多民族聚集区，王震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进疆之后，他根据新疆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出要尽快把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吸收到党内。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选拔和培养本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援助边疆各族人民的重要任务之一。没有本地民族的共产主义分子干部，不培养各个民族中的积极分子，要想做好民族区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王震的努力下，1949年底就将包括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在内的15名省机关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代表人物吸纳为中共党员。王震亲自做包尔汉、赛福鼎的入党介绍人，还亲自带领这批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与此同时，南疆、迪化、伊犁各区也都吸收了一批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共计50人。他们入党后，随即担任了新疆分局和各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包尔汉和赛福鼎担任了分局常委。

1950年元旦刚过，王震又着手创办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和短训班。4月初，分局举办的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开学时，王震专门赶来参加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把地方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加工厂”，提出：这样的训练班不仅分局要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要办。在王震的积极推动下，新疆两年之内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3600名。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大都成为各条战线上贯彻党的路线、党的民族政策的骨干，其中许多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维护新疆稳定和促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领路人。

王震善于把中央的工作方针政策与新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共同纲领》规定“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王震领导下制定的新疆省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结合新疆情况，增加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内容;《共同纲领》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施政方针》根据新疆实际情况，增加了“宗教不得干涉司法行政”的条款。1950年6月，中央提出关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草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些人提出了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错误主张。在王震主持下，新疆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对中央的草案进行深入的讨论。那些经过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民族干部与党站在同一立场上，用刚刚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驳斥那些错误主张，坚决维护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其后，在新疆分局的部署下，全疆广泛开展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学习教育活动，并相继成立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各级筹备委员会，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新疆的实施进行前期准备工作。1953年底，新疆采取自下而上的步骤，先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次是县、专署级，直至省，逐级实行民族自治。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新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工作顺利完成。

王震不仅关心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还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善于和他们交朋友。1950年初，王震正与赛福鼎在办公室商讨剿匪事宜，分局大院内突然拥进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高呼着口号。王震问工作人的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说，全是汉族人，是1946年从伊、塔、阿三区逃难出来的。原来，这是一些三区革命时受到冲击的群众，他们要求政府主持退还财产，清算旧账。赛福鼎已经明白了游行者的用意，对王震说：“三区革命时期，确实误伤过一些汉族无辜百姓……今天的事，还是由我去处理……”

王震不待赛福鼎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果断地说：“不，由我处理!”

王震面对游行者发表了严肃讲话，指出，特别时期误伤难免，过去的事，就不能总追旧账。他明确告诉游行者，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的事，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都应该坚决反对。对于煽动民族分裂、制造民族争端的首恶分子，人民政府将予以严惩!由于王震及时果断的处置，事端迅速平息。

不久，王震在包尔汉陪同下前往伊犁。他在新建成的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烈士墓前，向当地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又和他们热烈拥抱。一位高级领导人同少数民族普通群众拥抱，这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是绝对看不到的，在场的不少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就这样，王震以他的真诚换来了广大本地干部的信任和友谊，也赢得了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广大汉族干部的尊重。短短几年时间，许多少数民族的同事、同志都成了王震终生的朋友。时隔多年，赛福鼎、包尔汉、曹达诺夫、艾买提·瓦吉地等当年的同事和部下，包括各界人士，如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康巴尔汗等，都还深深怀念着他们和王震结下的深厚情谊。

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开发建设新疆招揽人才

政权建立之后，要继续发展新疆各项事业，首先须有一批得力的各行业人才。王震很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在进军新疆的途中，他边打仗边招揽物色各类人才。西安、兰州解放后，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大学发表演说，动员学生报名参军，前往新疆。

在宝鸡，当得知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热电专业的留学生刘明环因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政挤压，他开办的一家纺织厂濒临破产时，王震便数次登门拜访，说服刘明环随部队进疆。刘为王震的真诚所动，毅然参军。王震又当即说服同事和部下，任命他为兵团军工部长。这一举措，不仅让刘明环深受感动，也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倍受鼓舞。

在酒泉，因偶然的机会得知前来迎娶未婚妻的牟玄和是浙江农学院的教授，王震认为新疆发展离不开农业专家，便欣然出马，极力说服牟玄和的岳父促成其婚事，还动员他本人一同到新疆。由于对部队的管理方式不适应，这位教授又悄悄脱队。王震知道后，特意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师长张仲瀚“萧何月下追韩信”，将这位大知识分子劝说回来。当时张仲翰正在台上唱“萧何月下追韩信”，顾不上卸妆就去执行王震的命令，牟玄和见张仲翰满脸油彩，问清缘故，大为感动，发誓要随王震走到底。

由于招贤揽才政策深入人心，加上王震态度的真诚恳切，很短时间内，加入到一兵团行列的各级知识分子多达1万余人，浩浩荡荡，随军西进。这样多的知识分子参军，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顺利将他们带进新疆，王震还派出一些部队指战员，特意将他们组成数支学生队、专家队，加以照顾和保护。

到新疆不久，王震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农学专家、水利专家、地质专家、采矿专家、纺织专家、冶金专家、经济学家，不一而足。他们因此成了各项决策的顾问和参谋，使王震的工作既有宏观的运筹帷幄，又有具体的指导参与。农业大生产的开展，水利建设的大规模进行，现代工业的开创以及新疆各类社会改革的顺利实施，都是和这批知识分子的真诚付出和投入分不开的。

王震不仅注重招揽人才，还特别尊重人才和善于使用人才，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体现自身价值。水利专家王鹤亭是国民党新疆政府的留用人员，王震到迪化没几天，就与他约见，亲切交谈，虚心向他询问新疆农业开发大计，并委以重任。

但到了“三反”时，有人揭发王鹤亭利用职权贪污黄金，还拿出了“证据”。据此，有关组织逼他坦白交待，一些同事和亲友也对他疏远冷淡。王震刚从北京回来就听说了这件事，没轻下结论。他亲自登门拜访王鹤亭，没有呵斥，没有责难，只是严肃地规劝。王鹤亭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我向司令员保证，我绝对没有贪污黄金。”王震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王鹤亭想了很久，毅然决定实话实说。3天后，他径直来到军区司令部。王震听完他的申诉，直截了当地说：“那好，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们准备开发石河子垦区，请你参加，陶峙岳在那里等你。没我的通知，你不要回来。”见到王震鼓励的目光，王鹤亭二话没说，就去了石河子荒原。一天，他正在荒原上指导勘测，来了一辆吉普车将他接回乌鲁木齐，来人告诉他：王司令员要我们来接你，你的问题查清了，检举缺乏事实根据。王鹤亭的热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自己没想到难洗的罪名这么快就查清了。

新疆原地质研究所所长王恒升是著名地质学家，因在新疆和平起义前夕向美国驻迪化领事赠化石片作纪念，被判刑。王震对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认为这仅是个人私谊，不是通敌，王恒升可以信任。在得到周恩来批示后，王震派专人将他接来，就新疆资源开发方面的问题与他讨论，并接受他的建议，建起了新疆第一个大型露天煤矿。在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时，王震亲手把“总指挥”的红袖标戴在他的左臂上。

余铭钰是著名的冶金专家，曾写过《贝氏炉炼钢》等七八本著作，在上海创办有益华钢铁厂。他为王震建设新疆的雄心所感动，毅然决定将工厂迁到新疆，自己和家人也准备举家西迁。王震听了他的决定，兴奋异常，紧紧握住余铭钰的手说：“看来你也是个爽快人，这一点我们有共同处，希望我们今后合作得很好。”为了加快新疆钢铁建设，王震指示有关部门为他报请国家一级专家待遇，甚至把自己乘坐的小汽车送给余铭钰乘坐。

这些故事在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广大技术人员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屯垦戍边的伟大实践：从军队大生产到生产建设兵团

解放初期，新疆的经济非常落后，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8.48亿公斤，而当年驻疆部队(包括起义部队)有近20万人。这么多的人要靠新疆解决粮食问题是不可能的。到内地运粮，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价几乎是粮价的7倍;到南疆运粮，解放前主要是靠民众用毛驴来驮，往返一趟需用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若从苏联进口，则粮价更高，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每月要用飞机到北京运一次银元来购买军粮。王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决心自己生产，减轻国家和当地人民的负担。

王震结合自己对屯垦戍边的长期思考，提出了新疆部队开展农业生产的规划，首先解决部队自身的粮食问题。1950年1月21日，王震发出命令，要求全疆部队发动11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完成1950年开荒60万亩，生产粮食5万吨，油料1800吨的任务;并要求各部队为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造福人民。命令发出后，全疆各部队立即进行广泛动员，不少进疆部队征尘未洗，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大生产运动。王震偕同陶峙岳和技术人员前往部队驻地，勘查土地，调查水源，制定规划，组织实施。全疆部队在天山南北按照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迅速掀起了向塔里木大沙漠、向准噶尔大戈壁进军的生产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多数指战员投入到了劳动第一线。王震带领军师长们也加入到了劳动行列。在迪化修建和平渠的火热工地上，王震拉着沉重的爬犁拉运石头，汗水湿透了他的破棉衣，经寒风一吹，棉衣上结满了白霜，可他还是神情自若地躬身往前赶。回到城里，街头巷尾围满了观看的人群。大家都惊叹：这么大的官也拉石头，稀罕呀!真是改朝换代了。王震笑呵呵地对群众说：“解放军发展生产，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为各族人民做好事!”大家听了，无不拍手称颂：“亚克西!亚克西!”

在王震的带领下，经过全军将士的共同奋斗，到1950年底，驻疆部队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2470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粮食生产也获得大丰收：共收获粮食3.29万吨，油料546万公斤，皮棉37.9万公斤，蔬菜1745万公斤。此外，还养牛6200头，羊8万多只，猪8600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极大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此后，部队的农业生产规模连年扩大，到1952年，部队开荒播种达160万亩，粮油实现了自给有余，而棉花则大量运往内地，支援了轻工业的发展。

解放前，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新疆的工业非常落后，尤其是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连打马掌用的熟铁、日常用的钉子、火柴也要从外地运来。为改变这一现状，王震在指挥农业大生产的同时着手筹划新疆工业建设。

工业建设对新疆部队来说既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而最困难的是缺资金。为筹集建设资金，王震号召驻疆将士节衣缩食，积累资金。军人每年两套军装，省出一套;两件衬衣，省出一件;一年一套棉衣改为两年一套，鞋、帽、袜均酌减，甚至衬衣领子的翻领也要减掉，军衣的口袋由4个减为2个。粮食、菜金、办公费也都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工业建设。在广泛动员下，全疆90%以上的军人都参加了筹资，每人每年省出的经费达91.2元。就这样，硬是从全疆将士的衣食中挤出了一笔可观的建设资金。

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王震指示：去聘请，去动员，去培养。通过各种办法感召各类有志人才参加新疆工业建设;同时抽调部队中青年学生前往内地学习培训，当地也聘请教师创办工业学校，培养技术骨干力量。

新疆自然条件恶劣，工程建设异常艰苦。兴建六道湾煤矿时，正值春寒料峭，参加建设的指战员住在简易的工棚里，用的是十字镐和铁锹，每天劳作都在10小时以上。就凭着一把镐头一双手，原计划两年完成的工程仅用4个月就大功告成。苇湖梁发电厂是新疆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从工程破土动工到第一期工程投产送电，仅用了20个月。就这样，以王震为首的解放军将士们爬冰卧雪，流血流汗，在短短3年里先后建起了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等12个大型工矿企业。这是新疆第一批现代工矿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如果说进疆初期的军队大生产是为了解决给养不足的临时困难，尽快站稳脚跟，那么此后连续的军队大生产就体现了“屯垦戍边”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在率部进疆不久，王震就与湖南、山东等省的领导同志联系，要求大量招收女兵，为驻疆部队将士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在王震敦促下，短短数年，数以万计的内地女性青年，从祖国各地来到新疆，加入到了屯垦部队的行列。她们的到来，不仅给开发建设新疆增添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能和不同的风俗习惯， 从而进一步增进了广大指战员长期扎根边疆、保卫边疆的希望和信心。

看到日益稳固的驻疆部队，王震想起了在此开疆辟土的历代先贤，心里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汉、唐以来，直至清代，历朝的屯垦事业大都是“一代而终”，能不能使现有的部队从单纯的作战职能转变为不仅能作战，还能从事生产建设的双重职能的新型部队，转变为一支永远驻守新疆的工作队、战斗队。王震这一思路的提出和实践，不仅解决了此后部队对转业的思想抵触，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难题。

1952年2月，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根据命令要求，新疆军区在王震主持下做了充分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保证了作战部队向生产建设部队的转换。1953年5月，新疆军区以王震和王恩茂的名义发出命令，将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二十二兵团的全部，二军、六军和五军的大部奉命改编为生产建设部队。

部队职能的转换，新的屯垦思想的实践，让王震的想法有了新的飞跃。他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出发，并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真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在王震、王恩茂等人的建议下，1954年10月，经中央批准，驻疆部队8个师10.5万官兵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形成一个集党政军一体，工农商学兵结合，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公交商建服全面发展的、形式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开辟了新疆屯垦事业的新纪元。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沿着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先后建起了58个边境农场，形成边境农场带，对巩固国防、抵御外敌入侵、保卫祖国边疆不受侵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捍卫新疆社会稳定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兵团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信息资源广，文化素质较高，在经济开发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

彻底剿灭匪患：为边疆长治久安打牢根基

1950年初，正当王震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时，一场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爆发了。这场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三区革命”时期曾任阿山专员的惯匪乌斯曼、原省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和原国民党哈密专员尧乐博斯等人。

早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尚未进疆之时，包括乌斯曼一伙人在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如麦斯武德、默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以及国民党反动军官马呈祥、罗恕人等，就开始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密谋策划反对和平起义，阻止解放军进军新疆。好在中共中央早有察觉，王震更是出兵神速，使这场阴谋成了泡影。这次，他们妄图乘解放军在新疆立足未稳、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尚不了解之机，纠合尧乐博斯和国民党骑七师的少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2月5日，国民党骑七师二十一团的反动军官策动驻昌吉、阜康、木垒等地的1000余名下级军官和士兵，首先在昌吉一线发动叛乱，原阿山的乌斯曼、哈密的尧乐博斯和迪化南山的贾尼木汗随即响应。他们于3月21日在哈密石板墩汇合，煽动和胁迫哈萨克牧民2万余人进行武装叛乱，沿途向驻守在哈密东北的沁城、小堡、口门子等地的解放军发动袭击。 景化县副县长、 国民党特务乌拉孜拜等也勾结一部分骑七师的反动军官发动了叛乱。一时间，形势非常严峻。

到同年4月初，南北呼应的匪徒已接连发动武装叛乱十余起，所到之处，杀害解放军政工人员，抢劫民众财物，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城乡交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累累罪行。其中，乌斯曼股匪最为嚣张。他原是个惯匪，最初靠投机“三区革命”当上了阿山专员，后来叛变。一年内，他纠集匪徒前后抢掠300余次，杀害无辜群众1300多人，抢劫牲畜34万头，金银1万余两。哈里伯克股匪则在若羌以东伏击人民解放军骑兵团，用挖眼、剥皮、火烧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解放军政工人员20多名。尧乐博斯在多次袭击驻军后，又率领700多名匪徒包围并进攻伊吾县城，妄图夺取县城的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建立据点，长期负隅顽抗。连副师长罗少伟也在哈密地区遭到伏击，壮烈牺牲。匪患汹涌之处，一片混乱，已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面对叛匪的嚣张气焰和凶残手段，王震拍案而起。他请示中央后，随即成立新疆军区剿匪指挥部，亲任总指挥，决心彻底荡平匪患。苏联也曾吃过这些叛匪的苦头，提出支援中方剿匪的意愿。但王震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经过军事、政治的权衡之后他答复苏方说：“请朋友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在王震的主持下，立即组成了东西两路剿匪大军，分别由十六师师长吴宗宪和十七师师长程悦长率领，直捣东疆的巴里坤和北疆的奇台一带匪患地区。在王震的指挥部署下，剿匪部队采取长途奔袭、要隘设伏、占领水源、跟踪追击等多种方式，将叛匪逼向绝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经过红柳峡围歼、准噶尔追击、伊吾40天保卫战、激战冰大坂，五次横越500里将军戈壁，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了叛匪的大部主力，取得了剿匪的巨大胜利。但是，顽固的残匪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突出重围后，重新集结，妄图向甘青藏地区逃窜，继续为非作歹。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77090.html

相关阅读：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