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3日，一艘意大利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一位大胡子的外国人，住进了外滩附近的大东旅社，他登记用的名字是中国化名“倪公卿”。这就是对中共建党极有关系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较马林略早几天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上海调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

　　不久，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秘密会面了。在听取了“二李”的报告后，马林建议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据李达后来回忆：“6月初，马林(荷兰人)与尼克洛夫(俄人，即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马林拿出他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当时全国已有5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后来还有广州)，加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即中国留学生)，一共是7个地区。全国党员则一共有57名。

　　信款由李达寄出，各地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便及时开会选举代表。当时李大钊正公务繁忙，去不成上海，张国焘和刘仁静最后被推为代表。也许是机缘，张国焘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对于此事，史界一直颇有争议。

　　张国焘自己回忆道：“北京支部应派2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刘仁静则曾作如下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2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一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人去出席‘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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