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斌1955年当解放军教员时的留影。
北平当时周边的地图,可以看到南苑地理位置的重要。
本报记者采访李鸿斌老人。
87岁南京老人李鸿斌原为29军学兵团团员
1937年7月27日黄昏,17岁的李鸿斌第一次跨入战场,埋伏在一人多深的战壕内,除了一把大刀、一支长枪外,随身携带的还有3天的给养,都是些大头菜、饼子、馒头之类。
这是一个抗战老兵有关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回忆的开端。87岁的李鸿斌现住南京市建邺区文体西村,70年前参加了卢沟桥事变中的南苑血战。5日下午,经《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作者方军的引荐,李老用他那双当年和日军拼过刺刀的双手为记者打开家门,在家中首度向外人完整讲述那场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著名战役。根据方军的调查,当年参加那场战役的中国军队第29军中,在祖国大陆目前被发现的在世者只有7人,南京已知的仅李鸿斌一人。
老人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当年浴血的战场。
热血初中生 成29军学兵团团员
李鸿斌出生地是山东德州市,日军对华步步紧逼之时,李鸿斌在北京念初中。1936年12月,一腔热血的李鸿斌参加了29军军事训练团,从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变成了这支著名学兵团中的一员。“听闻29军中的大刀队厉害,让日军闻风丧胆,那时一心报国,就投笔从戎了,”李鸿斌解释自己当年入伍的动机。
李鸿斌介绍,不少同学都和他一样参军,被分到29军学兵团。学兵团分为三个大队,李为3大队一员。李老告诉记者,所谓“学兵团”多是刚刚招进的一些知识青年,以平津地区的大学生、中学生为主。因为知识分子难得,29军军长宋哲元将他们组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29军未来的干部。
“主要科目有步兵操练、射击、阵中勤务令等”,李鸿斌介绍在学兵团里的生活,“那时吃饭、出操、睡觉都要唱歌,学员们一个个爱国热情高涨,每天都想着杀敌报国。”李老表示,吃饭歌印象较为深刻,但因已隔许久,也只记得第一句了:“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至1937年7 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1700多个学生兵也被派往作战前线,李鸿斌随之一起,拿起刚发的枪和大刀,跨入战壕,等待生平的第一次战斗。
无畏学生兵 拼刺刀十命换一命
“当时天还没黑”,李鸿斌清楚地记得进入南苑阵地的时间:1937年7月27日黄昏。
南苑,在北平(北京,以下同)正南,是北平的南方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其时,北平的东、北、西三方实际已被日军控制,因此南苑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军首先在北平之南的卢沟桥挑起事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直至7月28 日的南苑之战,中日两军全面交火。”李鸿斌告诉记者,7月28日拂晓,日军陆空联合部队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早晨6时左右,日军首先出动一二十架飞机,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营房、库房被炸为平地,阵地上一片火海;接着,敌机开始低空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不一会儿,太阳刚出来,日军发动地面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有大炮、步兵,如狼似虎地向阵地扑来,阵地前方200米范围内,全部都是敌人”。
老人告诉记者,和他一样,大多数学生兵不仅是第一次拿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埋伏在战壕里时还相当恐惧,但第一声枪响之后,就念着一定要守住阵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从清晨到中午,日军发动了三到四次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李鸿斌目睹众多同学被日本兵刺中,鲜血淋漓,却仍奋力抱着敌人厮打。“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李鸿斌向记者比划着手势,描绘同学赵世荣的奋不顾身,神情略显激动。
当天下午1时许,日军以大部队,向南苑阵地东西两侧迂回包围。此时,29 军伤亡惨重,1700多名学生兵剩余不足三分之一。因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军长宋哲元不得已下令撤退,学兵团1、2大队向北京方向撤退,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抗日战场上,最先殉国的两位将军),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 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如果不是李鸿斌老人的回忆,记者尚不知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尚有一群学生兵英勇杀敌的身影。
在好不容易查到的一段资料中,文章的作者如此描写学生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侥幸活下来 结缘南京近六十载
李鸿斌告诉记者,学生兵撤出阵地后,南苑战事已经传开,学兵团队伍受到沿途百姓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给官兵提茶倒水、奉送干果饼干者,不计其数。国难当头,不少百姓和幸存的学生兵抱头痛哭。
李鸿斌向记者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战斗场景。在撤退的路上,李鸿斌看见了北京报纸上登载的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事实上,南苑之战后,学生兵生还
者尚有六七百人。“那种情势下,活下来真是侥幸。”随后,李鸿斌随部队边战边退,1938年元月,部队撤至河南新乡。正是在那里,李鸿斌听到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李鸿斌形容战士们听闻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已经是无可名状的愤怒了。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即黄埔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49年,他随部队到达南京,被安排至华东军政大学,成为该校的一名战术教官;后来,李到南京工程兵学院任教,直至1956年转业到地方,此后一直定居南京。在李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为1955年李老任教官时所摄,照片上的李老身着军服,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照片的背面写有一首小诗,为李鸿斌自己所作:祖国建设正方殷,大搞建设时需人;为了响应党号召,脱去战袍看英豪。李鸿斌老人告诉记者,这是他时隔这么多年后,第一次向外人回忆这些事情。“这么光荣的事,为什么不和家里人多说说?”记者感到很是不解。“俱往矣”,李鸿斌老人微微一笑,那份淡然让人肃然起敬。
本报记者 冯海青 谷岳飞 文/图
脊梁和眼泪都不该忘记
本月初,如皋的九旬老妇周粉英说出了70年前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屈辱伤痛;近日,南京87岁的李鸿斌老人说出了70年前抗日杀敌的光荣记忆。70年来,他们一直将记忆深埋于心底,历史没有消逝,就在他们心中。作为那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以“活证人”的身份站出来口述历史,不仅令人动容,价值更弥足珍贵。
开口并不容易。因为许许多多的抗战老兵和慰安妇,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人证及物证便悄然离世,连同他们的经历,永远地消逝了。即便是周粉英和李鸿斌两位最新被发现的“活证人”,他们的开口也都带着一点偶然。如果没有南京那位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的死,如果周的家人没看到报道雷桂英死讯的那张扬子晚报,周粉英是否真的能下定决心,将封闭了70年的屈辱记忆之门勇敢打开;如果没有记者获知线索后的登门寻访,连“家人都不甚清楚其往事”的李鸿斌,其70年前年方十七便浴血杀敌的壮士荣光,也许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的大事件中,就缺少了这样一个极其鲜活的个体记忆。
李鸿斌挺立的脊梁和周粉英带血的眼泪,一半是荣光,一半是屈辱,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这些历史的“活证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抢救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抢救那些当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礼遇并保护抗战老兵,就显得那么重要和必要。 冯海青
目前已知健在的29军老兵
张可宗 88岁 重庆市
韩立才 96岁 河北省邯郸市
马步先 88岁 北京市朝阳区
孙敬生 94岁 天津市河西区
崔金品 91岁 河南省项城县
李鸿斌 87岁 江苏省南京市
刘钧铭 94岁 四川省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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