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几年流传一则“消息”说，中共在抗战期间，曾秘密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扬帆生前自述，当年确有中共和日本最高军政总部接触之事，但并不是去“议和”，更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

日军妄想与新四军达成默契

那是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纪纲。此人自称是中共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经多方查证，纪纲确为中共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遭叛徒出卖后被捕入狱。日军妄想与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以延缓他们失败命运，于是把纪纲放出来进行沟通。

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与日本人接触。

愿让出8个县城换“局部和平”

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回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3个日本人，新四军首席代表彭康、梁国斌和扬帆参加谈判。3个日本人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新四军谈“局部和平”的意向，当即遭到扬帆等人的拒绝。日本人以为新四军嫌他们身份低，提出希望新四军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

2 of 5考虑到这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极为有利，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见面。今井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

合作遭拒还想“保持联系”

见扬帆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日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第四天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扬帆。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他向扬帆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

《波茨坦公告》后，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华中局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扬帆亲眼看到蒋军军官已来南京，觉得此时再去找日军谈受降已无益处，新四军和冈村宁次总部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摘编自《扬帆自述》《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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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5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公布了八路军战果：作战次数99847次，毙伤日军401648人、伪军312282人，合计713930人。俘虏日军5096人、伪军402112人，合计407208人。八路军牺牲40万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成为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

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并最终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七七事变”70周年前夕，几位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向记者回首了那段峥嵘岁月——接受改编，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展示出博大胸怀“全师集合，到西安捉蒋介石去!”红93师师长王近山粗大的嗓音在黎明时分格外响亮。值班排长秦忠刚刚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告诉他蒋介石被东北军扣住了!

嗷嗷大叫的红93师迅速集合起来，一路狂奔，直扑西安。

然而，上级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接受改编。“从师长到战士，没有一个人能想得通。”秦忠说。

湘赣游击队的罗维道同样想不通。当陈毅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来到湘赣游击队时，立即被绑了起来。

“大家都认为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就是投降。”罗维道说，陈毅被关押了5天5夜。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4.6万人。

陈毅也说服了游击队的官兵，被松了绑。

1937年10月12日，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刘伯承在129师的改编大会上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换顶帽子算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最后，他对全场官兵大声说：“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当那顶新军帽戴在他的头上时，我看到他那只受伤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秦忠说。

抗战到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中成为中流砥柱1940年11月1日，八路军4个旅把鬼子冈崎大队600人围困在山西武乡县关家垴。

18次冲锋，多次阵地前的贴身肉搏，八路军以巨大的伤亡消灭了这支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是役，129师经过长征的红军骨干，伤亡近半，师长刘伯承心疼得眼伤复发。

此时的新四军也正在江南战场与日军艰苦作战。

1943年3月18日晨，一支刚刚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连队奉命阻击1600余名日伪军。

在这个叫刘老庄的村庄，新四军连队以82人全部战死的代价，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类似这样的“扫荡”和反“扫荡”，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不对称的交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每一场胜利都来得异常惨烈。

国防大学军史专家徐焰说：相持阶段中，日军在为数不多的大战役中，每次投入兵力四五万人。而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仅4万人以上的有近20次，万人以上的则达到了100多次。

对此，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一方面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有“白鸿亮团”的存在，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军将校迅速送回日本;而白鸿亮等人仍留在台湾，但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队，而是着重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为国民党三军将领提供咨询，并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鸿亮)、李乡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远航，日本侵华期间为驻台日军步兵联队长)等人还曾十分隐蔽地不定期地去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

聘请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

冈村宁次因侵华，归国后被盟军总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蒋介石让张群出面，转致驻日代表团团长董显光，就此事向盟军占领东京总部提出备忘录，表示对冈村宁次“侵华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冈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了。冈村宁次获得自由后，蒋介石便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

1966年9月，冈村宁次病死于东京，时年82岁。比起那些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战犯，冈村宁次真算是幸运，比起纳粹战犯，更是幸运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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