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率领饥肠辘辘的孑遗臣民向兵临长安城下的匈奴汉国大将刘曜肉袒出降，不久即如前任怀帝司马炽一样遭受“青衣侑酒”之辱后被杀。至此，西晋灭亡。距离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辉煌时刻，不过短短37个年头，统一喜剧就迅速演变成了覆灭悲剧。

　　亡速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承乱世之后分启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始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
　　
　　数百年间，群雄逐鹿，汉室凋零，公子王孙，贱若泥沙，流民百姓，泪尽胡尘。后世史家，众说纷纭。究竟西晋王朝的喜剧是怎样演变成悲剧的，其悲剧后果为何如此惨痛？让我们一起掀开那页沉重的历史，从前人的斑斑血泪中去寻觅历史的真相吧。
　　
　　竖子成名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
　　
　　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
　　
　　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
　　
　　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逐渐形成司马氏集团。虽然明帝临终托孤，但因功高震主屡遭猜忌而被架空。于是老家伙装傻充楞、隐忍待时，终于等到机会，于249年发动政变，掌控了魏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曹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气得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著名口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时，那个瑰丽磅礴、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老的老、死的死，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司马昭父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完全有足够的理由顾盼自雄。魏国是寡妇孤儿、人尽可欺，自不必说；蜀国国君恰是那位连诸葛亮都“扶不起来的阿斗”，更惨的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国更不幸，国君孙皓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凿人眼睛、剥人面皮，可惜只敢虐待自己人，搞得是人神共愤、众叛亲离。
　　
　　司马昭没费多大工夫，就于263年，趁蜀国内乱，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三路攻蜀，把蜀汉后主刘禅俘至洛阳，优待得乐不思蜀，蜀汉遂亡。两年后，司马炎效仿曹丕故技，重演“禅让”闹剧，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于公元280年，发起统一战争，20万大军水陆并进，王浑、杜预率陆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北，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就地歼灭；王统率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排江而下，“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接下去传檄而定江南，割据江东近八十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
　　
　　至此，三家归晋。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可司马炎这纨绔子弟既乏雄才伟略，亦无宏图大志，完全靠着继承祖父辈的遗产，基本没什么悬念，就站在了历史的高起点上。只需作为当然的主角演一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写好、不久前又经过曹丕示范过的“禅让”闹剧，就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
　　
　　历来艰难的统一战争如今竟然一战定天下，简直太顺了。而且出身高贵的司马炎仪表非凡、聪明神武、长发委地、垂手过膝，按当时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令追星少女尖叫喷血的美男子，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总之，司马炎有十足的理由踌躇满志、自我放纵，却无半分开国君主应有的危机意识与深谋远虑，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开国之君，也为西晋王朝的覆灭种下了前因。
　　
　　灭吴后，晋武帝司马炎的膏粱本色尽显无遗，他对吴宫佳丽的兴趣显然远远大于对吴国户口钱粮的兴趣。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使军将在江南搜罗美女。除了把吴宫佳丽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少不了顺道从民间强抢大批美女一同北上。
　　
　　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
　　
　　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
　　
　　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当时的法令规定，商贾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司徒王戎家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
　　
　　公卿误国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
　　
　　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
　　
　　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
　　
　　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
　　
　　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
　　
　　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落了下风。
　　
　　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
　　
　　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
　　
　　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
　　
　　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
　　
　　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牝鸡司晨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
　　
　　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
　　
　　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
　　
　　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
　　
　　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
　　
　　但堂堂册立太子妃的国家大典已举行过，万无退货的道理，只好自认倒霉。后世史家每论及亡国祸乱之事，多为帝王讳，常诿过女子，然则西晋王朝的覆灭，这位“貌陋而心险”的贾南风确是罪魁祸首。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
　　
　　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以锐戟刺入，已经成形的胎儿被剖出堕地而死。司马炎闻讯大怒，令人修了一座冷宫金墉城，要把她废掉打入冷宫。但当时的杨皇后（此杨皇后是杨艳的堂妹杨芷，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堂妹杨芷为皇后）由于贾南风系堂姐所荐，而贾、杨两家关系颇好，便联合多位大臣好言相劝，晋武帝才消了怒气。事后，杨芷告诫贾南风一定要改过自新。然而贾南风对杨芷的救命之恩视若无睹，却对这番斥责怀恨在心。
　　
　　熟悉傻太子的大臣们不时旁敲侧击。尚书和峤委婉进谏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您的傻儿子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天下。老臣卫也借着宫廷宴饮的酒劲儿，抚着御座对司马炎叹道:“此座可惜。”
　　
　　晋武帝心中也觉得不踏实，干脆找些案卷来考察一下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子妃贾南风忙请了个宫里的老先生当枪手，案卷批得头头是道。刚好太子身边有个机灵的太监提醒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现在批文上引经据典，必会被皇帝看穿，怪罪下来。不如干脆就事论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贾南风觉得有理，便命这小太监负责起草，再由太子抄写下来。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
　　
　　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
　　
　　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
　　
　　3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
　　
　　至此，西晋灭亡。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
　　
　　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
　　
　　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
　　
　　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原文载于《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作者:彭勇，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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