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

近日，《党史文汇》发表文章《张闻天：历史功绩载千秋》。文中记述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摘编如下。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着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相关阅读：为何毛泽东说在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

核心提示：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毛泽东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张闻天与王稼祥。诚然，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妥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

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参加遵义会议》，载《星火燎原丛书》(二)，第1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2)。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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