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对中国平民兄弟，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核心——南京城里，在戒备森严的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的盛大宴会上，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与勇敢机智的行动，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大案。这段尘封近70年的历史事件惊心动魄，令人荡气回肠……
1939年6月10日晚7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其官邸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招待日外务省次长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头目。另外，汪精卫伪政权中的几个政要也应邀参加。
不料宴会刚开始，忽闻有人怪叫：“酒里有毒!”立时举座皆惊，乱作一团。堀公一命令书记官对酒宴用的陈酒彻底检验，又急令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抢救。约过了15分钟，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既而有人倒地，赴宴的人几乎都是呕吐不止。总领事馆里混乱不堪。两个贪杯的日本书记官中毒甚重，当晚毙命。此事震惊日寇，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9年6月12日(星期一)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
敌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计二十余人。所食黄酒中为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
6月18日(星期日)的《中央日报》第二版报道称，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毒酒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日寇即开始了对此案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中国仆役詹氏兄弟身上。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与其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其祖籍为皖南徽州，在明朝初年就移居南京，历经数百年，已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长炳，1910年生;弟弟詹长麟(又名詹长林)，1913年生。
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他在1928年刚15岁时，就参加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1990年病逝于台湾)的小勤务兵。1932年初，詹长麟19岁，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抗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后来他退伍，回到南京黄泥岗薛家巷14号的家中，搞纺织谋生。
1934年4月，詹长麟得到一次机遇。他由父亲的一位茶友王明和先生的儿子王高科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每月可得14块银元的工资。当时招收的中国仆役有4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为其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长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先生介绍他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原来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一手策划与部署的。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疯狂地向关内地区扩张，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民政府也在各方面进行抗日备战的工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对日情报工作。介绍詹长麟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署。
就在詹长麟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10多天的一个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詹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他，把他带到了著名的鼓楼饭店2楼4号房间。
詹长麟走进后，只见一个同样是戴礼帽、架墨镜、穿蓝布长衫的青年人跟进房间来，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总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副黄永淮(1944年4月下旬，在河南省于庄牺牲。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笔者注)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詹长麟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对方对自己这番经历竟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他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道，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詹说不知道。那人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而后才自我介绍说：“我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1952年中风作古于台湾——笔者注)。
詹长麟吃了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接着说：“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搜集日本领事馆的情报，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想到日寇这几年对中国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动，想到他在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的拼杀，想到许多沙场捐躯的战友，立即表示愿意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从此，他就成了秘密派遣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最初名叫“中华民族复兴社”，本部(即乙处)设在南京市四条巷，同时在市内鸡鹅巷53号设立办公室处理机要(即甲处)。
“特务”是特别任务的代称，工作范围有情报、策反、行动等。詹长麟加入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后，特务组织给他取代号65，化名袁露，并让他秘密接受了各种特工训教。詹长麟在秘密受训中了解到，特务组织内部结构极为严密，凡加入者即为终身职业，不许改变，一直到死为止。
詹长麟利用自己是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传呼人员、采购物品等，可以偷偷看到日本总领事来往的信件，包括各种绝密的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总领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他常常能获得各种重要的情报。有时詹长麟看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记录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邮戳是詹长麟现盖上去的。这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出来的印章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就在家中用明矾水写在白纸上，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其家附近有座关帝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与詹长麟约定，将关帝庙作为他们的秘密联络点。詹长麟让母亲把他写成的情报悄悄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走。同时，詹母也从关公像后面小洞里拿到指示，带回家交给儿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长麟就将收集的情报交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指定的杨立民、黄泗清、潘崇声、卜玉琳等传递上去。这4位联系人先后是他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都十分严谨认真，没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大老板”戴笠的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
1934年6月，在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策划下，借口所谓时任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挑起了一场震动中外的外交风波。日方诬称藏本英明是被中国政府的特工秘密绑架杀害了，并由此演绎成一场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甚至企图由此制造对华的战争借口，就像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那样。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藏本事件”。
在这紧要关头，刚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才两个月的詹长麟，把他在日本总领事馆的所见所闻，及时报告给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这个藏本英明实际上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居日本，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到外务省工作。长期的“支那事务”研究，使其不仅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一口汉语也说得十分流利，是个典型的“中国通”。
藏本英明“失踪”那天——6月8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詹长麟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出中山门上陵园路往中山陵方向开去了。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命令督察处长金斌等人，根据詹长麟提供的情报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消息，很快于6月13日中午11时许，在明孝陵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次侵华阴谋破产。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当仆从，暗中搜集情报。他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24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险，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神经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由于他机警灵活，又曾经受过战火的考验，所以在生死之间，显得胆大又心细。或许当时特务组织正是由于这一点而看中了他。
一天，天气很好。总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里空无一人。詹长麟见是个很好的时机，就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马上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看有没有新的文件。这时，楼梯响了。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长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直挺挺站立着。悌泽满脸怒容，挥手“啪”地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虽心中十分紧张，却没有丝毫表露。对方虽有怀疑，但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得将其赶出房间，然后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锁上房门，走了。詹长麟一连几天内心都紧张不安，但表现上却像没事人一样。他在此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1936年2月，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也和弟弟詹长麟一样，参加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詹长麟有了帮手，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而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对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工作抓得也很紧。如果他们提交的情报少了一点儿，马上就会受到质问。特务组织往往要他们从3个方面反省：一、忠诚：是不是忠于组织，有没有退缩背叛。二、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三、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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