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史学界称之为吴元年，也就是1367年，虽然国家还未统一，政局尚动荡不安，朱元璋就已经开始考虑未来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分配问题，尤其是如何加强自己的皇权并限制官员的权力。朱元璋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他却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巩固皇权统治的办法。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君不能躬览庶政”，也就是君主不能够亲政，最终导致“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因此，他需要吸取元灭亡的教训，加强君主专制。

但他又同时明白，虽然他贵为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国家大事小事庶多，他又不可能事必躬亲，仅凭他皇帝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需要把一些权力分配给大臣，让他们去替自己处理相关政事，这就是在皇权专制的情况下如何分权的问题。朱元璋从起义中发家，他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臣权过大就会影响皇权，进而影响统治。因此，他又不放心把权力交给大臣。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权力分给不同的大臣，并让他们相互制约，从而既能保障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可以使皇帝的旨意顺利地通过大臣推行到全国各地。

朱元璋的做法就是在承袭元代官制的基础上推行“三府分立”。1367年，朱元璋借鉴前朝的做法设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一系列官职，并任命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同时下旨告诉他手下的大臣：“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朱元璋在这里虽然强调的是御史的重要性，但也奠定了明代官制的基本框架，那就是实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分立，也就是“三府分立”。

“三府分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行政方面，废丞相制，把职权分给六部。明代初年曾承袭元制，在朝廷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在实际运行过程上，朱元璋觉察到丞相权力过大，已经影响威胁到皇权，因此他决心废除丞相，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借有人告发丞相胡惟庸有不法行为，一方面，将胡惟庸以擅权枉法的罪名灭族抄家，另一方面，宣布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升格六部，由其亲自掌管，国家政事由皇帝一人决断。为了防止后人再设丞相，他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太祖废除丞相，把中央大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从此废止，皇帝的权力空前提高。但在后来，皇帝又感到一切乾纲独断，日理万机，实在太辛苦，所以又依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备皇帝顾问，“传旨当笔”，充当秘书，帮助皇帝处理政事，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内阁在明中后期发展成熟完备，职权越来越大，名义上是帮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秘书处，但实质上“参与机务”，是国家的中枢政务机构，入阁者虽无丞相之名，但却有丞相之实，阁权就相当于相权，内阁的地位要远高于六部。

军事方面，明代军事分别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管辖。朱元璋本是农民起义中的一名将领，后来逐渐成为军事统帅，最后又依仗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建立明朝，取得全国的统治。因此他十分重视军权，尤其不忘对军队的控制。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将军权一分为五，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统领军队，负责分领京师和外地的都司、卫所，与六部中的兵部同为中央最高军事统御机构，共掌军事。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它们之间并非从属的关系，而是各有所司。“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也就是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如遇战事，需要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才能颁发调兵命令，再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作战。战事完毕，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总指挥权和统帅任命权操纵在皇帝之手，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队的调拨、指挥权分离开了，造成将不专军，军不私将，从而可以避免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现象，增强皇帝对全国的统治。

监察方面，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置都察院，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都察院官制，以都御史为正二品，与行政方面的六部尚书品级相同，保障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同等地位。朱元璋设立都察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监察百官。明代都察院权力很大，不但有监察权，还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甚至还有军事指挥权。其监察权主要是通过十三道监察御史来行使。都察院的司法权主要体现在“三司会审”上。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规定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三司会审不是终审判决，最后须由皇帝做裁决，才能生效。遇有特大案件，则实行“九卿会审”制度。明代本来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明太祖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设都指挥使司指挥军队。三司各行其职，互不统辖，都直接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但都察院的都御史外派为总督、巡抚时，却可以节制三司，抚循地方，考察官吏，提督军务。

明代的“三府分立”虽是为了加强皇权而设，但在皇权专政的前提下，也起到了分权的作用，有利于国家权力更好地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三府分立”却受到了宦官专权的严重挑战。“三府分立”的前提是皇帝的英明决断，但明中后期，皇帝大多不理朝政，朝政被宦官把持，太监通过替皇帝照阁票批行操纵内阁从而掌握了行政权，由太监掌控的厂卫具有超越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权，此外，皇帝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可以随意干涉地方军政事务，“三府分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承恩寺动工兴建于正德五年春，建成于正德八年秋天。寺庙的山门额上“敕赐承恩寺”五个大字，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手笔。传说这座庙是太监刘瑾在唐代古刹的基础上建成的。

刘瑾作恶多端，最后被凌迟处死了。他的罪名是“谋反”。正德五年，正是刘瑾倒台的那一年。立于正德十年的李东阳《承恩寺记略》碑文说：“都城之西山……奇踪巨丽甲于天下，释刹道观往往各得其胜。乃于金山之西、香山之南，有山名曰翠微，有新刹一区，额曰承恩，……溷于氓居，践于樵苏，闭而不发者久矣。”细究其文，皇帝敕建的寺庙，刚建成两年，怎么就会“溷于氓居，践于樵苏”?会不会由于刘瑾的倒台才“闭而不发”的?

承恩寺的建筑结构很神秘。进了承恩寺山门即天王殿，天王殿东西两侧，有倒转向房各三间;角房上面起阁处，设钟鼓二楼。这种奇特的布局在北京地区的寺庙中是独一无二的。尤为奇特的是，寺庙的四角各有一个高大的石砌碉楼。与海淀境内的实心碉楼所不同的是，这四座碉楼有门有窗有楼梯，人可出入，碉楼顶层有了望孔，碉楼底部有地下室，四个碉楼之间有地道相通。庙的中后院，有一个宽阔的操场。此庙分为东西两部，西半部礼佛，而东半部却供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神——关公。

承恩寺的功能也很神秘。自古以来，承恩寺虽有僧人住持，却有“三不”之说：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总之一句话：此寺庙不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不是宗教场所，那是什么场所呢?笔者以为，是军事机关。进一步说，应该是一个团营的营地。模式口是明代由西山进入北京平原的一个重要通道，在这里驻扎一支部队是非常必要的。

团营，始自明朝景泰初年。明成祖时期，京师的军队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土木之变后，三大营丧失殆尽。景泰元年，兵部尚书于谦从三大营中选精兵十五万，分十营集中团练，称为团营。英宗复辟后废除了团营，成化年间恢复，增为十二团营。

团营跟刘瑾有何关系呢?正德初年总督团营的，就是刘瑾。

刘瑾是陕西省兴平县人，本姓谈，六岁净身后，依刘姓太监而入宫，于是冒姓刘。孝宗在位时，他违犯宫中规矩，险些被处死，后由李广推荐，伏侍太子朱厚照。朱厚照当了皇帝，刘瑾等八个太监得到重用，被称之为八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刘瑾，有口才、有胆识，人称“利嘴刘”。他平生最仰慕的人，就是明英宗时代的王振。他跟王振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皇帝年纪很小时就在皇帝身边，又是在皇帝少年时得到重用。刘瑾知道十五六岁的朱厚照喜欢什么。他向朱厚照奉上飞鹰、猎犬，让这个少年天子欣赏歌舞、角之戏，还带着换上便装的皇帝出宫游玩，把个年幼的朱厚照哄得心花怒放。有大臣上疏劝谏，朱厚照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更加重用刘瑾，让他掌管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兼督京师团营。

刘瑾很聪明。他常常在朱厚照玩儿得最开心、最陶醉的时候去请示事情，故意让朱厚照不耐烦：“去，别给我捣乱!什么事都问我，要你干吗的!”于是刘瑾就假借皇帝之命作威作福，甚至责打、诛杀大臣。他奏请在京郊设立皇庄三百余处，“畿内大扰”;他对皇帝说，各处镇守的太监都发了大财，得让他们每人给皇上进贡万金……

刘瑾干的坏事太多了。有个叫杨源的官，给皇帝上书说由于刘瑾作恶，天上的星象都发生变化了。这个杨源非但没有把刘瑾扳倒，后来反被刘瑾用廷杖打死了。还有一个叫许天锡的给事中，想上疏劾刘瑾，可是又怕不能成功，便揣着写好的奏折上吊自杀了!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他宣布“奸党”名单，五十多个忠心正直的大臣，被列为“奸党”，罢官撤职。他还要求六科官员“寅入酉出”——凌晨3时上班、下午5时下班，“使不得息，以困苦之”。这年夏天，有人在御道上张贴匿名帖子揭发刘瑾干的坏事。刘瑾非常恼怒，以皇帝的名义责令百官在奉天门下罚跪，追查写匿名帖的人。烈日炎炎之下晒一天，主事何、推官周臣和进士陆伸竟被晒死。太阳落山还没查出结果，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下狱!由于刘瑾气焰薄天，朝中都把刘瑾叫“立的皇帝”，武宗是“坐的皇帝”。大臣给皇帝的奏折，要先用红色的帖子呈给刘瑾，称为“红本”，然后再上报通政司，称为“白本”。

明朝大权奸刘瑾之死 凌迟3357刀割三天

刘瑾干的坏事太多了，连“八虎”里的太监对他都产生了不满。其中和刘瑾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太监张永。大臣杨一清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怂恿张永除掉刘瑾，并为他出谋划策。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朱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张永奉命率兵前往征讨，出师得胜，活捉了朱，平定了叛乱。张永在给皇帝的报捷奏疏中提出，要在八月十五举行向皇帝献俘的仪式。刘瑾要他推迟几天。因为刘瑾的哥哥死了，要在八月十五这天送葬。京中传闻，说刘瑾要借举行葬礼的机会发动叛乱，还有消息说，张永回来以后刘瑾要逮捕他。张永得到消息，提前回京。献俘之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宴会结束，待刘瑾等人离宫，张永拿出朱声讨刘瑾的文告给武宗看，并当面揭发刘瑾的17条罪状。已有醉意的武宗低头说：“刘瑾负我。”张永说：“这事不能迟缓。”趁着武宗的酒劲儿，张永等人敦促武宗下达了逮捕刘瑾的命令。张永等人连夜动手，捉住了刘瑾，并派人查封了刘瑾在京城内外的住宅。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了，以致满城官民镇骇，街巷喧嚣鼎沸，好几天才平静下来。

成为阶下囚的刘瑾装出一副可怜相来，向武

宗求情。张永怕武宗心软饶恕刘瑾，极力鼓动武宗亲自去抄刘瑾的家。在刘瑾家里，武宗亲眼看见了刘瑾私刻的印玺、衮龙袍、玉带等违禁之物，还有大量衣甲、弓弩等兵器，在刘瑾常不离手的扇子里，发现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这下武宗相信了：“这个奴才果然要反!”

刘瑾被凌迟处死了。当时规定：凌迟要割3357刀，还不能让犯人中途死掉。刘瑾的行刑过程持续了三天。第一天先割357刀。许多受害人亲属花一钱买其一片肉，去祭奠死者，也有生吃刘瑾肉以泄愤的。

刘瑾被处死之日，也就是承恩寺动工之时。大概正是由于这样一场变故，承恩寺才在刚建成之后，就山门紧闭的吧。

“搞怪皇帝”朱厚照

嬴政首创“皇帝”以来，二千年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他们。明武宗朱厚照的方式最奇特，他一辈子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这个角色。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偏偏一不留神，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行使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都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对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反叛者，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分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拼命作贱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分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后面再论)，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分、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那个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致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质和心性。它有时由出身、经历造就，有时则禀自天生或遗传。像朱厚照，自幼锦衣玉食，接受正规的最好的儒式教育，怎奈根性顽强，市井无赖气质居然无法压抑。可见出身与教育绝非如想象的那样管用。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高等阶级因为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端，也因为掌握着文化，都很在意身分、血统的高贵，他们会在语言、行为、礼仪、趣味等诸多方面的讲究上，划出自己与下层人的明显界限。过去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就是借语言一端来演绎贵族身分，几位老爷刻意将一卖花女收于阁内，矫其口音，饰以华服，然后使之出现在上流社会场合，以试其效。贾宝玉是公爵之后，他的性情为人虽然“惫懒”，但教养、趣味却总是“雅”的。贵族尚且如此，帝王家的讲究更可想而知。朱家祖上赤贫，又出于向来民风刁悍的江淮之间，根性上确有一些顽劣的因子，这在朱元璋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到朱厚照这里，朱家当皇帝已有一百多年，与上层文化的融合按理说十分充分了，可我们却仍然发现朱厚照没有什么“雅”的迹象，对所谓身分、血统的高贵也丝毫不在乎。在文雅与粗野这两类事物之间，他绝对喜欢粗野。比方说，他从小书念不进去，却特喜欢跟“小黄门”滚在一起摔跤，“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显然不是“君子”。又比方说，父亲一死失去管束后，他即刻把皇宫变成喧乱的集贸市场，让太监扮成小贩，摆起摊子，自己也换上商人服装，进行交易，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觉得非常过瘾。须知，中国正统观念自汉代以来崇本抑末，极其看不起商人，经商乃低贱之人所为。东汉末年有个名士叫王烈，不想出来在地方军阀公孙度手下做官，便故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朱厚照居然没有，以“至尊”之身操下贱之业，还乐此不疲，真是禀性樗栎。

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所有下三滥、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要了他的命，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分，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楔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落以获取自我身分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庭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分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分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佑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佑樘这一身分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佑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做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佑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 佑樘自己的意志。朱佑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分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分比假定身分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分，显示了对他公开身分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分”回归。

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滑、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在朱厚照，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带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须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煞，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如正史那样，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议”一类，基本是否定的。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我们说它还算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如果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朱厚照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煞了，只剩下昏君的共性，成为古代层出不穷的昏君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理想与现实、 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亟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象，朱厚照则是以一生的行事塑造了皇帝中的反皇帝形象。这个从政治历史角度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的“简单人物”，从文艺眼光看其实却是个相当可爱的家伙，浑身是戏，我一直在幻想有朝一日周星驰把此人搬上银幕，并预感他们的组合将是一个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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