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彼时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随便见个京官都要胁肩谄笑的角色，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盼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倒气儿。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资源，不容他人染指。士族把各种优差都变成了自己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完备了世袭制度，保障子子孙孙占据显要地位。

　　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春秋时代也采用这种严格的世袭制。晋代的贵族世袭体制还做不到如此彻底，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顶替”制度—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做遗产留给儿子。晋代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到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深恶痛绝，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像荒诞剧里的情节。

　　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这位前广州刺史，现南汉皇帝，端的有一副狗娘养的脾气—最喜欢用酷刑杀人，杀人的时候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口水直流。皇帝心理变态，倒也还不算太稀奇，稀奇的是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的纯儒。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于心”，可读到最后，连自己的根都留不住。但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做官，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深入骨髓，无药可救。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话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晴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功名看得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也许反过来的话，很多故事需要重新改写。

　　这些官迷暂且不提，我们先考察一下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一个古怪的制度呢?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还有一个说法比较合情理，说刘岩是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地报效朝廷。

　　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想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不仅帝国如此，但凡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这里还牵涉一些实际利益的问题。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动用了宗教上的理由作为武器，和这些教士的肉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也就是了。世袭和反世袭的斗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问题，有过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正如前面所说，南汉是割世袭尾巴的时期，而晋朝则是世袭倾向占上风的朝代。南汉反对世袭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晋朝士族推动世袭倾向的利器则是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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