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三窟，是石佛寺现存五十三座洞窟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唐代高僧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谓“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人”者可是此窟？ 这哪是佛窟？简直就是一座硕大无朋的石雕宫殿！ 　　这宫殿坐北朝南，重屋高耸。二层外室半已坍塌，唯双柱宛然，明窗尚存，其上十几个巨大的檐窟一字排开，看来洞窟原本是被分作若干开间的。一层双门四窗，左右两门直入东西两个前室，自东至西宽可五十余米。两室皆可进入后殿，前室后殿总进深足有二十多米。后殿呈凹字型，两端各有六七米宽对称着向北沿伸，深达十五六米。 　　硕大的殿堂，奇丽的石雕，雄伟的木构建筑，如此神来之笔令人惊叹，令人震撼，令人神往。如今这座大型石雕殿堂已然失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辉煌，但千百年的寒来暑往，雪啮风淘，使其更显沉雄厚重。历史总是给人以无尽的沧桑感和神秘感，一如屹立于后殿中央那尊端庄肃穆而又神秘莫测弥勒佛。在顶天立地的石佛两侧，是两尊体态丰腴、雍容华贵的胁侍菩萨，他们简直就是太平盛世宽博与大度的写照。研究者正是以这样的造像风格判定三尊造像都属于初唐的作品。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北魏京师平城就成了云州的治所，名为定襄县。后来又是云中郡、大同军节度的所在。有唐一代的重臣名将，如李靖、李?、李道宗、薛仁贵、程务挺、郭子仪、王忠嗣、李克用等都曾在这里驻守出击、建功立业。他们当中无论那一位，趁着战争的间隙借着前人凿就的洞窟发愿施善，造几尊佛像都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云冈石窟第三窟是一处北魏的尾巴工程，也是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年间意欲开凿的一处规模最大、形制最殊的殿堂式标志性佛窟。可以证明这种推测的，除了前面讲到的几条外，还有两条值得我们注意。 　　一条是天，就是它的屋顶，今所谓天花板者。走进这个洞窟，无论是谁一抬起头就会想到殿宇的藻井；如果你熟悉煤矿，也可能会产生进入大巷的感觉。石窟本来就那么大那么高，却又把窟顶凿得那样展阔，既不似早期昙曜五窟顶部草原帐篷式的穹庐形，也比与它差不多同时期的五窟、六窟的顶部更为平阔。置身其中会生出什么感受？反正我想到的是佛法的无边无垠和皇权的至高无上。这恐怕也该是石窟设计者----是王遇还是李冲----的本意。我曾想，第三窟设计者雕建窟顶的参照物应当是中国式的宫殿和庙堂，而不是舶入的西方犍陀罗艺术。现在我们看到的仅是这个洞窟宏大而完美的石雕殿堂的前期工程或雏形，可以想见，它的顶部本来是要雕成漂亮的佛寺和皇宫相结合的藻井的，可惜尚未动手就发生了迁都洛阳的事件。 　　再说这座石窟的地，就是它的地面。早些时候，云冈石窟里里外外都是积年累月的堆积物，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游人还是踏行于二十窟露天大佛的供桌上。第三窟的地面自然也同样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沉积物叠压得难识真面。现在不同了，我们一进入第三窟，就会看到它地面被分割得圆一块方一块各式各样凹凸不平的巨石。这是九十年代中期清理暴露出来的，就凭这，还被评作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当然，那次大清理，还出土了一些石窟兴盛时期摆放于窟内的精美佛头、法器，以至一千五百多年前石窟的开凿工具。但在我看来，这种神秘的地面遗迹更有意义，更发人深思。 　　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就是在我供职的这所学校的西侧，石破天惊般地出土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魏孝文帝建造的明堂。就是北朝名作《木兰辞》所及“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那个真实的地方。这处集皇帝布政的明堂、祀祖的太庙、教化的太学、观象的灵台于一身的宏大工程，以一条差不多一公里长的环形辟雍河围绕着。这条二十米宽的人工河两楣石堤宛然，而筑堤的石料有些简直能与云冈三窟地面的石料对住荐口，辟雍河的河槽中则全是开凿石窟留下的碎石。想来当初一定是西边开窟取石，东边砌石筑堤。石这种最常见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于从大兴安岭南来的鲜卑兄弟，却显得那样重要。他们爱石，也熟悉石，了解石，石的用途，在他们的手中达到了极致。恐怕趁着严冬武州川水结冰如同搬山一样把那么多石料运到工地的妙法也只有惯用雪撬的大山人才能想得到做得出。 　　两年前我接待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书法朋友。我刚把他领进云冈三窟，他就大叹这个洞窟与大兴安岭下的鲜卑洞是何其相似乃尔！我这位朋友是著名学者、书法家游寿先生的高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游寿先生指点迷津，才在米文平先生身上发生了发现鲜卑洞的奇迹。因此，这位朋友的话是可信的。　　鲜卑洞，现在的名字是嘎仙洞。根据《魏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中国以后，远在四千五百里外的大兴安岭一带，有个叫乌洛侯的方国遣使朝献。使者对太武帝说，鲜卑拓跋氏的发详地就在如今他们的乌洛侯国，他们国家的西北部有个大石室，就是大魏的祖先们开凿的祖宗庙堂。拓跋氏南迁后，就再未回去过。现在这座庙堂依然完好如初，当地老百姓遇到为难事常去祈祷，有求必应，神灵如在。于是太武帝便派李敞、库六官、傅⒌燃肝还僭鼻叭ゼ腊荨４路的自然是那位乌洛侯国的使者了。他们经过九难十八险，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李敞等人告祝完毕后，又在乌洛侯国人的帮助下，在石室内书刻了一篇一百多字的祝文。临行还在室外埋下一些林木作标记。后来这里竟然出现了一片茂密的桦树林，老百姓以为这是上天的意志，祭告也更虔诚了，石室能够至今不毁，除了它本身的坚不可摧以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重于老百姓心目中这种神力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米文平先生便不会在青苔下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篇石刻的祝文，我手头那册米先生寄赠的初拓复印本更是无从谈起。 　　大兴安岭时代的鲜卑族拓跋部，是一个以狩猎为业的马上族群。他们需要防御野兽的袭击，石洞是安全的所在；他们需要抵御冰雪的侵袭，石洞也是理想的港湾。依我看，乌洛侯国使者所说的祖宗庙堂，原本就是直到魏晋时代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鲜卑拓跋氏群居的山洞。如此说来，鲜卑民族与石与洞与山的情结是来之有自的。拓跋鲜卑是否有石崇拜、石室崇拜，我不敢妄断其有无。但是有关史料所记鲜卑拓跋王朝的当权者在山上以石结营垒，在山头垒石记事之举却屡见不鲜。 　　是一九九五年罢，记不确了，我跟几位朋友相约到右玉的大山里寻探北魏的金陵，就在一个叫高家堡村南一座形如弩机的山梁上，看到由东而西从高到低排列着的十几个大型石堆。它们像石冢，又像祭坛，抑或是一次大的战争胜利后，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运石砌石垒造的记事石表。它的功能岂止是记事，也可能是将士们在一次对氐族的苻秦、或匈奴的刘汉、或另一支鲜卑族的慕容燕、或北方的柔然的战争的间隙欢呼和发泄的所在。因为胜利，将士们乐于垒石，因为有了垒石，将士们的复杂情绪便有了寄托。在秦关汉塞的冷月下，将士们情不自禁地点起篝火，捆绑、折磨甚至是烧烤着掳掠来的牛马以至俘虏，围着一堆一堆的石表狂歌狂舞，放浪形骸之外，场面之壮观可以想见。 　　这种垒石记事的遗迹岂止是右玉有，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在大同北部山区的新荣区工作时，在晋蒙交界处一个叫十三边的小村旁的长城岭上，也见到过这样一组石堆，老百姓管它叫十二寡妇坟，说是宋辽之战中杨家十二个寡妇的坟墓。这肯定是一种附会。当时我尽管不信这种心口相传的童话，但对它的起源和功用却一无所知。接触了北魏的历史，兼得亲眼看到右玉的垒石后，才晓得十三边的十二寡妇坟与右玉高家堡南山的石堆完全一样，都是北魏或北魏尚未建国时鲜卑人的即兴之作。在魏都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市周围，这样的垒石自然还有很多。能在《魏书》上读到的，白登山的祖庙就建在太祖道武帝的营垒处，文明太后就是在拜谒、视察祖宗在方山营建的营垒时，决定在这里为自己建陵的。这便有了至今仍然屹立在方山绝顶的永固陵。 　　拓跋鲜卑的贵族们，对石庙、石室、石坛情有独钟，这是肯定的。方山的文明太后陵就是在一座方形平顶的石山上凿筑而成的。而且就在那座硕大无朋的大墓封土堆的前方，曾有一座雄伟壮丽的石室，叫永固石室，也叫文石室。它正是得名于一种带有花纹的石料，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永固堂的台阶、栏杆以及门窗口沿、梁栋檐壁都是用这种石料砌成的。现在，我们在永固石室的遗址左近，仍然可以捡到一些磨光了的黄色花纹的大理石片，很精致，很漂亮。不知这种石头是从哪里采运来的，反正我在大同周围没有见到过。是不是如同这座石室的四条黑色大石柱一样，也是来自几千里之外的洛阳八风谷？这就难明底里了。 　　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时期，不仅在文明太后的陵前建了石室，而且许多王公大臣的陵墓本身就是一座座体面的仿木结构石室。二OOO年，大同市御河东岸雁北师范学院校园扩建工地出土的太和元年宋绍祖墓就是这样一座石室。据墓顶一块石刻题记说，雕造这座颇为讲究的石室，五十个工匠用了三千个工，盐豉就被吃掉三十斛。古代的一斛就是一石，盐豉是什么？是用作调味和下饭的小菜吧？五十个人要干多少年，能吃这么多咸菜，是弄错了罢？但无论如何，雕建这样一座石室墓，费工费时之巨却是可以想见的。近几年大同地区发现这样的石室墓还可以数出一些来。一九九七年四五月间，城南六七里的智家堡沙场火葬场附近，堆土机一下去就暴露出四座石室墓。那时我正在山西省委党校读书班读邓小平理论。五一休假期间，一位沙场附近的年轻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待我到了现场，其中三座已被推到沟底。剩下一座也已被毁拆将半。石室内壁的壁画很漂亮，保存也比较好。有好几组不同身份的人物，有身张双翼的童子，有牛车，有花卉，还有树木和各种纹饰。画中人物的风帽颇类太和八年的司马金龙墓陶俑头饰。莲花纹、忍冬纹则与云冈石窟风格相近，而牛车却是东晋和南朝北传的汉族士大夫的载运工具。因此，可以初步确定它可能是孝文帝推行汉化后的太和年间物。但四座墓在一起，该是一个家族的墓地了，四个墓的主人如果是两代或三代人，时间跨度就会有几十年，有的墓就会比太和年间早得多。 　　那天正在下雨，我和司机冒着大雨先把拆出的壁画全翻过去，并再三叮嘱工人们不能再动，还答应付给工钱请他们把墓石全部起出来。这才回来给文物部门打电话去抢救清理。可惜最后只抢救了一座石室，其他三座最终还是被遗弃了。那天，我曾在雨天的泥土中，从十几米高的坡顶连溜带滚下到半坡上，并且也找到了几块带着浮雕或带彩绘的石壁，但现在已全都理进积土中，真可惜。 　　从云冈第三窟的石室佛殿，到鲜卑始祖的石室庙堂，再到左玉高家堡南山和新荣区十三边村的垒石堆，从方山、白登山营垒及拓跋王朝祖庙，到文明太后永固陵、方山的永固石室，再到大同周围近几年出土的一些石室墓，甚而至于是从上述的石殿、石庙、石堆、石墓，归结到云冈石窟无以伦比的开窟造佛工程，鲜卑人对石、对石室的一往情深、一以贯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建石庙、开石窟、垒石坛、建石墓，何曾离得开一个石字？尽管这种情结一旦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习俗就连自己也不觉其有无了，如同人体的四肢，人们一旦拥有它，便只知用它来取物、走路，而并不去深究为何会有它们，而它们为何又会生成哪个样子，长在哪个部位一样。照此说来，我们真应该想想，曾经生活在大同这块土地上的鲜卑人礼于石祀于石居于石记于石葬于石，无时无处无不与石同在的石情结的根根柢柢，难道他们这样做单单是一种国祚千古、佛法长在、皇陵永固的良好愿望吗？石与鲜卑民族的性格、习俗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吗？　　鲜卑洞，现在的名字是嘎仙洞。根据《魏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中国以后，远在四千五百里外的大兴安岭一带，有个叫乌洛侯的方国遣使朝献。使者对太武帝说，鲜卑拓跋氏的发详地就在如今他们的乌洛侯国，他们国家的西北部有个大石室，就是大魏的祖先们开凿的祖宗庙堂。拓跋氏南迁后，就再未回去过。现在这座庙堂依然完好如初，当地老百姓遇到为难事常去祈祷，有求必应，神灵如在。于是太武帝便派李敞、库六官、傅⒌燃肝还僭鼻叭ゼ腊荨４路的自然是那位乌洛侯国的使者了。他们经过九难十八险，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李敞等人告祝完毕后，又在乌洛侯国人的帮助下，在石室内书刻了一篇一百多字的祝文。临行还在室外埋下一些林木作标记。后来这里竟然出现了一片茂密的桦树林，老百姓以为这是上天的意志，祭告也更虔诚了，石室能够至今不毁，除了它本身的坚不可摧以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重于老百姓心目中这种神力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米文平先生便不会在青苔下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篇石刻的祝文，我手头那册米先生寄赠的初拓复印本更是无从谈起。 　　大兴安岭时代的鲜卑族拓跋部，是一个以狩猎为业的马上族群。他们需要防御野兽的袭击，石洞是安全的所在；他们需要抵御冰雪的侵袭，石洞也是理想的港湾。依我看，乌洛侯国使者所说的祖宗庙堂，原本就是直到魏晋时代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鲜卑拓跋氏群居的山洞。如此说来，鲜卑民族与石与洞与山的情结是来之有自的。拓跋鲜卑是否有石崇拜、石室崇拜，我不敢妄断其有无。但是有关史料所记鲜卑拓跋王朝的当权者在山上以石结营垒，在山头垒石记事之举却屡见不鲜。 　　是一九九五年罢，记不确了，我跟几位朋友相约到右玉的大山里寻探北魏的金陵，就在一个叫高家堡村南一座形如弩机的山梁上，看到由东而西从高到低排列着的十几个大型石堆。它们像石冢，又像祭坛，抑或是一次大的战争胜利后，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运石砌石垒造的记事石表。它的功能岂止是记事，也可能是将士们在一次对氐族的苻秦、或匈奴的刘汉、或另一支鲜卑族的慕容燕、或北方的柔然的战争的间隙欢呼和发泄的所在。因为胜利，将士们乐于垒石，因为有了垒石，将士们的复杂情绪便有了寄托。在秦关汉塞的冷月下，将士们情不自禁地点起篝火，捆绑、折磨甚至是烧烤着掳掠来的牛马以至俘虏，围着一堆一堆的石表狂歌狂舞，放浪形骸之外，场面之壮观可以想见。 　　这种垒石记事的遗迹岂止是右玉有，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在大同北部山区的新荣区工作时，在晋蒙交界处一个叫十三边的小村旁的长城岭上，也见到过这样一组石堆，老百姓管它叫十二寡妇坟，说是宋辽之战中杨家十二个寡妇的坟墓。这肯定是一种附会。当时我尽管不信这种心口相传的童话，但对它的起源和功用却一无所知。接触了北魏的历史，兼得亲眼看到右玉的垒石后，才晓得十三边的十二寡妇坟与右玉高家堡南山的石堆完全一样，都是北魏或北魏尚未建国时鲜卑人的即兴之作。在魏都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市周围，这样的垒石自然还有很多。能在《魏书》上读到的，白登山的祖庙就建在太祖道武帝的营垒处，文明太后就是在拜谒、视察祖宗在方山营建的营垒时，决定在这里为自己建陵的。这便有了至今仍然屹立在方山绝顶的永固陵。 　　拓跋鲜卑的贵族们，对石庙、石室、石坛情有独钟，这是肯定的。方山的文明太后陵就是在一座方形平顶的石山上凿筑而成的。而且就在那座硕大无朋的大墓封土堆的前方，曾有一座雄伟壮丽的石室，叫永固石室，也叫文石室。它正是得名于一种带有花纹的石料，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永固堂的台阶、栏杆以及门窗口沿、梁栋檐壁都是用这种石料砌成的。现在，我们在永固石室的遗址左近，仍然可以捡到一些磨光了的黄色花纹的大理石片，很精致，很漂亮。不知这种石头是从哪里采运来的，反正我在大同周围没有见到过。是不是如同这座石室的四条黑色大石柱一样，也是来自几千里之外的洛阳八风谷？这就难明底里了。 　　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时期，不仅在文明太后的陵前建了石室，而且许多王公大臣的陵墓本身就是一座座体面的仿木结构石室。二OOO年，大同市御河东岸雁北师范学院校园扩建工地出土的太和元年宋绍祖墓就是这样一座石室。据墓顶一块石刻题记说，雕造这座颇为讲究的石室，五十个工匠用了三千个工，盐豉就被吃掉三十斛。古代的一斛就是一石，盐豉是什么？是用作调味和下饭的小菜吧？五十个人要干多少年，能吃这么多咸菜，是弄错了罢？但无论如何，雕建这样一座石室墓，费工费时之巨却是可以想见的。近几年大同地区发现这样的石室墓还可以数出一些来。一九九七年四五月间，城南六七里的智家堡沙场火葬场附近，堆土机一下去就暴露出四座石室墓。那时我正在山西省委党校读书班读邓小平理论。五一休假期间，一位沙场附近的年轻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待我到了现场，其中三座已被推到沟底。剩下一座也已被毁拆将半。石室内壁的壁画很漂亮，保存也比较好。有好几组不同身份的人物，有身张双翼的童子，有牛车，有花卉，还有树木和各种纹饰。画中人物的风帽颇类太和八年的司马金龙墓陶俑头饰。莲花纹、忍冬纹则与云冈石窟风格相近，而牛车却是东晋和南朝北传的汉族士大夫的载运工具。因此，可以初步确定它可能是孝文帝推行汉化后的太和年间物。但四座墓在一起，该是一个家族的墓地了，四个墓的主人如果是两代或三代人，时间跨度就会有几十年，有的墓就会比太和年间早得多。 　　那天正在下雨，我和司机冒着大雨先把拆出的壁画全翻过去，并再三叮嘱工人们不能再动，还答应付给工钱请他们把墓石全部起出来。这才回来给文物部门打电话去抢救清理。可惜最后只抢救了一座石室，其他三座最终还是被遗弃了。那天，我曾在雨天的泥土中，从十几米高的坡顶连溜带滚下到半坡上，并且也找到了几块带着浮雕或带彩绘的石壁，但现在已全都理进积土中，真可惜。 　　从云冈第三窟的石室佛殿，到鲜卑始祖的石室庙堂，再到左玉高家堡南山和新荣区十三边村的垒石堆，从方山、白登山营垒及拓跋王朝祖庙，到文明太后永固陵、方山的永固石室，再到大同周围近几年出土的一些石室墓，甚而至于是从上述的石殿、石庙、石堆、石墓，归结到云冈石窟无以伦比的开窟造佛工程，鲜卑人对石、对石室的一往情深、一以贯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建石庙、开石窟、垒石坛、建石墓，何曾离得开一个石字？尽管这种情结一旦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习俗就连自己也不觉其有无了，如同人体的四肢，人们一旦拥有它，便只知用它来取物、走路，而并不去深究为何会有它们，而它们为何又会生成哪个样子，长在哪个部位一样。照此说来，我们真应该想想，曾经生活在大同这块土地上的鲜卑人礼于石祀于石居于石记于石葬于石，无时无处无不与石同在的石情结的根根柢柢，难道他们这样做单单是一种国祚千古、佛法长在、皇陵永固的良好愿望吗？石与鲜卑民族的性格、习俗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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