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瓦解的边沿，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奥秘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伴侣"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

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根据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摆设。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需解决的问题。 凯山探路，阮文灵会晤张大使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方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

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需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

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需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需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部署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毕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陈诉了国内。国内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部署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

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黄文欢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大使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大使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大使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将很乐意同大使见面。

21日上午8时，张大使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黎德英同张大使亲切握手、拥抱，连声说，大使什么时间想见他，他都欢迎。张大使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暗示大使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手联系。黎暗示将立即去办。

-

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我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大使作了陈诉。

成都奥秘会晤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大使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陈诉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大使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部署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部署，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大使。张大使向阮、杜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他们内部访华的意见。阮、杜都暗示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陈诉，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国内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部署，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国内同意，张大使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大使从成都回来后告诉我们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暗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总书记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颁发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颁发《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翻译还告诉我们，有一支车队在回国的路途中，车队遭受敌人的两枚火箭弹伏击，其中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前卫车的车头，车辆坠落山沟，一人牺牲，三人受伤。另一枚火箭弹正巧击中的是押送一批越南俘虏的一台汽车，车辆爆炸起火，车毁人员伤亡，汽车里面有二十五个人，除了我方四个伤亡的押送人员，车厢里面的二十一个越南俘虏全部死亡，其中包括这两个越妇。

我武装人员也发现了敌人这个分散行动的伏击小组，随即进行包围，敌人无一脱逃，行动中打死了敌两人，活捉了两人，其中一个是年轻女子，缴获56式自动步枪两支，苏式四0火箭筒两具，火箭弹六发。当我方人员押着两个俘虏到现场让他们观看刚才的“战果”时，面对躺倒一地的、都是自己人血肉模糊的尸体，两人当场惊得脸色惨白，呆若木鸡。

我们听翻译说了之后，相互看了一眼，我看到排长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笑了一笑。

回想起来，我们在异国作战时，尤其是对待敌区的平民，实际上是照搬国内那一套经验，尚未从根本上认识无论是用何种方式进行的战争，正义还是非正义，当你武装踏上异国的土地时，在敌国的军民眼中就已经是侵略者了。历史上，自古以来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对入侵者具有传统的民旅御外，仇视和抵抗，你不可能会得到那里的人民欢迎，也不可能动员他们会帮助你;你们无论如何友善，怎么样做好事，都不会与你们和平共处。

在朝鲜战争中，当时的我志愿军深入到南朝鲜地区作战时节，就曾经受到过类似的吃亏教训。当然，我们绝对不会采取法西斯暴力手段，以免被敌人利用之外，应当教育部队在敌国作战与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作战方式根本上是不相同的，对待敌国的民众，也是不能够采取国内战争时期的抚民方式与方法，要时刻提高警惕，既要防备公开与暗中的敌人，又要防范对我含有敌意的平民;不能一味只讲究纪律性，不要太过于呆板，也不要过分友善和心太软。

由此可见，我们的大意以及过于善良，才被敌人钻了空子，至使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整个作战期间，参加大小战斗十一次，在枪林弹雨之中，我的连队只有十五个人阵亡，但在看不到敌人的小小村子里边，却一下子牺牲了六个人，这种血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64540.html

相关阅读：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
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