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荣休教授，“欧人华人学会”理事长，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栏作家。他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朱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其个人经历被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文革”中著名“叛国者”—1968年初，因忍无可忍“文革”斗争，他假借日本朋友西园寺一晃身份，拿走他的护照，冒死逃离祖国，来到埃及境内。埃及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把他投入最可怕的英国殖民者所造的开罗监狱，长达一年多之久。1969年，他拒绝前往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离开埃及监狱，飞往联邦德国。

2012年，关愚谦“文革”期间出逃的故事《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本曾在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的个人传记，在时隔十年后重新面世，恢复了老版被删节的内容，更将原先书名中的“叛国者”称呼改为了“浪迹天涯者”。

“老版本说是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谁给我加的?王蒙!王蒙一定要说这样有卖点，打引号的叛国者，我不太喜欢，我怎么叛国了?”在上海家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关愚谦采访伊始就向记者澄清：“现在东方出版社改的名字，我很喜欢。”

“文革”期间假借外宾身份出逃

出生于天津的关愚谦，其父关锡斌(管易文)曾和周恩来一同投身天津的五四运动，留美归国后又参加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随解放军进城担任上海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的父亲，介绍关愚谦到北京攻读俄语。关愚谦学成后在财政部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运动”中受到波及，下放青海四年，吃尽苦头。1962年得父亲之助，回到北京，进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非正式的外事机构)工作，直到1968年“文革”中出逃。

“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只有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近半个世纪过去，82岁的关愚谦，回首往事仍心有余悸。“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自由，毋宁死。”骗过财务、瞒过民航、蒙过海关，太多的巧合叠加在一起，不可思议地促成了这0.1%的奇迹。关愚谦竟然乘着飞机飞出了国门。

那是1968年2月。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越想越万念俱灰，他开始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

“就在那个时候，我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据关愚谦介绍，他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就是接待外宾，“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我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我手上。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或许是生出了垂死挣扎的念头。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与自己有几分相似。“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就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使劲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一向耻于撒谎的关愚谦有条不紊地列出了“这桩莫须有公务”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关愚谦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又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儿个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地求着外事警察，也是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正到处抓关愚谦把柄、准备斗他的科长一见关愚谦进门，就像见了鬼似的扭头走了出去。

“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关愚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因为只要科长公事公办，稍微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了。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关愚谦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取机票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关愚谦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那几天，储蓄所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8点关门(平时都是下午6点关门)。关愚谦冥冥之中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关愚谦强颜欢笑，内心却是苦不堪言，接下来要办的事对他来说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安顿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他才敢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关愚谦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上天眷顾的“自由”

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全副西装，假装送外宾出境的关愚谦在第二天来到了机场。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冷冷清清。关愚谦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的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

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关愚谦说，那是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向他走来。关愚谦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可他却再一次化险为夷。现在就剩登机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就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他飞向了埃及—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我现在很相信命运，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保佑我，我想那应该是我的母亲。”

不过，抵达埃及后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原来苏联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透露了关愚谦的行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四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埃及警察得知消息后，抢在“红卫兵”之前要把关愚谦带走。关愚谦一听说“红卫兵”要来，犹如惊弓之鸟，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跟着埃及警察走了。

尽管帮助关愚谦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但是埃及政府不愿意因关愚谦一个小人物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可靠又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关愚谦万万没想到这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周恩来授意“暂不回国”

在联合国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意他暂时滞留。他前往德国，后定居。逃至德国的第3年，国内爆发“林彪事件”，关愚谦则意外收到了国内母亲的“动员回国信”。“我一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我母亲写的，是组织上叫她怎么说怎么写的。让我回去，既往不咎……”关愚谦说，“都是假的，都准备好了，我一回去就抓，后来才知道。”

1972年，尚且还是新华社记者的中国驻德国前大使王殊打了一个电话给关愚谦。“当时我国跟联邦德国正处于建交谈判期，王殊作为新华社常驻德国波恩的记者，在外交谈判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王殊此番给关愚谦的电话内容，也是代表组织，动员关愚谦回国。

“关愚谦，我们组织上决定，你回国去，原薪原职，既往不咎，回国立功。”电话里严肃、冷漠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边，关愚谦说“那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即便他在德国的妻子一再反对，怕有危险，他还是执意要回国，“所有我就一个人去了波恩找王殊面谈。”

谈话的气氛依然像“文革”期间批斗“反革命”似的语气。

“关愚谦，想通了没有?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回去以后将功赎罪，既往不咎。飞机票都给你买好了，回去!”

“我还真是有点顾虑，回去以后你们不会继续斗我吧?”

“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检讨检讨就行了嘛……”

就在关愚谦几乎已经决定回国的时候，忽然一大批印度尼西亚华侨走进了谈话房间，打断了他们。“当时跟王殊一起找我谈话的还有一个姓梁的同志，这时候王殊就对那位梁同志说：你去陪陪印尼华侨，我带关愚谦去另一个房间继续谈话。”

支开了梁同志，进了没有旁人的小房间。王殊忽然拉着关愚谦说了一番与刚才谈话截然相反的话：愚谦啊，有顾虑嘛，别着急回去。但是要给祖国做好事。

“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是在告诉我不要回去!10年以后，王殊又到汉堡来，我就问他，王大使啊，你那时候怎么敢跟我说这些话?不是透露天机嘛!他说：不是我的意见，是姬鹏飞的意见啊!最近我又去看王殊去了，他跟我说，其实也不是姬鹏飞的意见，姬鹏飞他敢说吗?是周恩来的意见。”关愚谦说。

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杜干全，代表刚刚开放的中国来到汉堡大学，访问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那时候的关愚谦任中国文化和语言系高级讲师，犹豫着要不要参加这位大陆出来的学者的见面会。但系里要求一定要参加，关愚谦也就硬着头皮去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杜干全看到我了，一脸的激动，跑过来跟我说：愚谦啊，活得很好啊……”关愚谦说，杜干全与其父曾一同在新四军参军，“他是文化人，他看到我在汉堡大学教书，很高兴”。后来两人又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叙旧的同时，还对关愚谦的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讨论。杜干全随后抵达波恩，就这个问题与驻波恩大使进行了谈话。

1981年，由外交部长姬鹏飞批准“让关愚谦回来看看他爸爸”，就这样顺利回国。“13年不容易啊，我尝试跟家里人联系，写信寄到原单位，原单位的秘书长竟然一封信都没有帮我转给家里人。那十几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那十几年，我是西方社会里唯一一个红色中国逃出来的人，很多人找我，只要我好好骂共产党，就可以给我钱。我的原则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做。我1969年到德国，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使馆的干部，跟我说心里话：老关啊，我们查了你十年，发现你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很多人跑到国外去，就是靠骂中国共产党、中国赚钱，我宁愿到饭店去打工，去扛钢条，绝对不出卖我自己的灵魂。到现在我依然非常自豪，后来到了汉堡大学，大家对我都非常尊敬，就是因为我没有出卖我自己的祖国。”关愚谦认为，这一点同样也是他后来能够顺利回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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