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封邦建国时，希腊半岛上也兴起城邦殖民运动。地中海翻腾了，在多利亚人冲击下，城邦迁徙如洪水泛滥。
　　
　　理想的新居，应靠近海岸，受攻击时，能乘船而去。最好有一山在后，屏护沿海平原，眼前有一海峡掩护的港湾，与商务孔道或内河河口相连，可以接受内陆或内河运输的货物。然而，要建立理想的新居，须与土著商议。
　　
　　迁徙者为觅新居，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开始了漫长的殖民活动。从内陆游牧转向海上殖民，为剩余人口解决出路，为本国产品开辟国际市场，使食物和矿物输入有了保障，建立起一个环地中海的商务联邦。
　　
　　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的海上殖民活动，加速了地中海区域各文明的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精神，正是在这种新精神的引导下，古希腊人建立了自己的“史诗性”的历史传统，并由此而拉开了西方文明进入古典时期的帷幕。
　　
　　西方文明进入古典时期，当然不是从多利亚人入侵开始的，但多利亚人对迈锡尼王国的致命一击，却终结了西方古代文明，帝国的太阳尚未升起，王国的火炬便已熄灭，迈锡尼文明的创伤已然入骨，正是在文明骨折的愈合处，古典时期的新元素诞生了——城邦的心灵，通过史诗和神话，在对英雄的怀念中渐渐醒来。
　　
　　游牧之电，击中了王国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绝望之余，精神开始苏醒，苦难岁月里，他们栖居于诗与史，将一个民族的亡国悲情凝聚成为自由的神话和史诗。
　　
　　如同摩西引导人民走出埃及，荷马也成了希腊民族的精神导师。迁徙中的阿卡亚人吟诵着荷马史诗，让史诗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前程，在荷马的教化下，多利亚人自命为赫拉克利特的子孙，以认祖归宗的方式，成为逝去的城邦英雄时代的合法继承人。
　　
　　希腊方式——城邦制诞生在“史诗”的摇篮里，而中国方式——封建制则在“祭祖歌”的赞礼——“诗史”中分娩，因此，“史诗”与“诗史”，差一字而迥异其趣。
　　
　　“史诗”，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而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集体记忆的代表。“诗史”是王朝记忆，以家族为根据，以“祭祖歌”的形式，难以包容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史诗”是民族性的，“诗史”是家族性的。“诗史”是胜利者的颂歌，“商颂”，“周颂”，颂歌均非英雄故事而是帝王业绩，其目标不是为人民建立精神王国，而是为一姓王朝建立“帝王世系”。英雄故事在广场传播，在英雄主义的集体欢腾中，“史诗”诞生了！公民的精神王国——神庙就矗立在广场，所谓神谕就是公民的意志。而“帝王世系”则进入了一姓的宗庙，正如“史诗”是广场的纪念碑一样，“诗史”则是庙堂的广告辞。
　　
　　多利亚人摧毁了阿卡人的宗庙和宫廷，流离失所的阿卡人，聚集在广场，从家族成员和王国臣民转变为自由的公民。广场是公民之家，他们在广场集会，使政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的本质。公民大会成为最高的权力主体，这些无家可归者从公民的价值和意义里发现了文明的真谛，这些自由的迁徙者在王冠落地后选择了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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