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 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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