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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捷克，使毛泽东对苏联的霸权更警觉

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党内已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他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于是，在对外战略重点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

珍宝岛冲突的爆发不是一次孤立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中苏交战，“给美国出了个好题目”

珍宝岛事件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九大”以后，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作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格局大变动中掌握了主动权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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