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文化的新探索

－－－近年来夏禹文化研究述评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夏代是中国由史前时期向文明社会演进，由部落向国家演进的完成阶段。而大禹作为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第一世帝王，则是这个完成阶段的临界点和结穴点。欲探索整个夏代文化，不能不研究夏的先祖鲧和禹的时代在由史前向文明演进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又是如何成为古代文明起源的结穴点的？这是夏代文化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自80年代以来，由于对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确立和探索，夏代文化已在考古学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位置，并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由综合性研究向分时期的阶段性研究发展。整个夏代，可分阶段如下：禹时代是先夏文化的时期，夏启到太康中兴是夏文化前期，太康中兴至孔甲方神是夏文化后期，孔甲至夏桀之亡是夏文化的末期。这几个时期都有学者分别加以研究，而四川学者的研究则多集中在以禹为代表的先夏时期课题上。二是由重点集中于河洛地区夏文化的研究，向晋南地区的“大夏”、“夏墟”文化研究，山东二斟氏文化的研究，安徽涂山──南巢夏文化的研究和四川“禹兴于西羌”的研究等分区研究扩展，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特别是把大禹文化作为夏文化之源加以探索，是四川学者近年来着重致力的工作。从1995年以来，四川学者每年都要聚会于都江堰市龙池，以大禹及其文化为主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并为此在四川省历史学会内组织了夏禹文化研究委员会，团结史学界、考古学界和水利学界的同仁，大大推动了对夏禹其人及其出生地、夏禹文化西兴及其向东传播的深入研究。现将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和问题，综议如下： 一、夏禹与西蜀的关系 　　文献有“禹兴于西羌”、“禹生石纽”之说，引起不少学者讨论的兴趣。李学勤认为：“禹生于今四川的传说起源甚早”，“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近年来，四川学者对这一“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夏禹文化与古羌文化、古蜀文化有着渊源甚长的亲缘关系。所谓“禹生于西蜀之地”，实质就是研究先夏文化是发源于西蜀的问题。林向从古城、字符和对龙的崇拜三方面的不同对比，证明夏禹与古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他认为：(1)“夏鲧作城郭”，显示古羌人亦即夏人有过筑城时代，这同古蜀人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时代是一致的；(2)禹字与蜀字都从虫，这个“虫”符就是“龙”符，禹与蜀都是颛顼系的龙子龙孙；(3)三星堆“建木”青铜树和羊头龙令牌，东周巴蜀青铜器的手心纹，表明巴蜀有对夏禹神龙崇拜的习俗。总之，“夏蜀同源问题既于文献有征，又得地下出土物的印证”，“是无须怀疑的了。”
李绍明则从民族学资料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禹与羌同一族源说。他着重分析了羌族的白石崇拜是从古至今的传统，与有关禹和启的白石──“血石”崇拜的记载和遗迹，是一致的，“不难看出禹与羌实有着族源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杨光成则提出了“夏羌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形成于夏禹时代。李茂则把夏羌文化视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根本最内核的基因。”显然，“夏羌文化”概念是否即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基因”，这还有待于讨论。但夏和羌在文化习俗上确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 　　祁和晖虽然承认“在血缘上，夏禹人与古羌人、古蜀人有着渊源”，“但是否就是羌族祖先或巴蜀先民祖先，则勿轻定”。她主张“夏禹族属华夏”，“夏禹是华夏文化族的共同祖先”。这一观点显然植根于族属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问题而不是血缘的理论，具有启发性。 　　林向从羌戈大战的分析中认为禹为从西北南下岷山的羌人。谭继和续申其说，认为羌戈大战的传说是禹为代表的横目羌人与戈为代表的纵目蜀人之争的历史影子。戈人即斟戈(灌)人，“有可能就是蜀王的第二代柏灌”，“是被羌人打败了而后臣服于羌部族的戈人，后来随夏迁到了中原，夏灭亡后又迁到了山东。” 　　冯广宏更进一步认为，“夏禹文化与蜀史之间有一个结合部，是一块新的天地”，值得我们探索。他从诸种文献所记述的各代蜀王的年代的不同和岐异的比较中，找出鱼凫氏到杜宇氏之间“至少有1800年的空白区”，而这一空白区正是大禹和蜀山氏及其祖先颛顼活动的年代。他认为“大禹史事补充了古蜀史的空白”，这是极有价值的创见。 二、成都平原古城文明与大禹时代 　　近年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新津县宝墩村、郫县古城村、都江堰芒城村、温江县鱼凫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等六座古城遗址的发掘，展现了成都平原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下接夏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古城址文化面貌及其前后衔接的演变过程。这六座古城同三星堆古城遗址构成了成都古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轮廓，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的中心。它也说明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同古蜀城市文明的起源相一致的。王毅等把它命名为“宝墩文化”。由于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这正与文献上的虞夏时代相当，因此，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系从多侧面进行了探讨。王毅、蒋成、陈剑比较分析了大禹时代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考古成果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发现二者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应大体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这从考古上证明夏禹文化与成都平原古城址有一定联系。王纯五认为，成都平原古城文明的开发史就是治水的历史。古城址与古河道有密切的关系。他发现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宝墩遗址正位于岷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文井江古河道的上、中、下三个地域，鱼凫城则位于古岷江干流，郫县古城遗址则位于《禹贡》江沱古河道近旁。这些地域正是成都平原农业开发和陶器制作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与夏禹治水始于江汉，发源于岷江，正好处于同一时期。古城文明正是大禹治水的结果。
谭继和进一步就古城址面貌与夏禹时代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1)鲧作城即龟作城。闻一多认为即成都平原的龟城，说明成都平原上曾经历过作城迁徙的时代，正与蚕丛氏“民无定居，随其所在致市焉”的情况相当。(2)夏人尚黑。赵光贤认为夏文化是灰陶文化。这正与宝墩文化器物多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相当，也可称为“灰陶文化”。(3)成都宝墩文化时代与先夏时期相当。因此，成都宝墩文化极有可能是先夏文化。 　　以上看法，由于六座古城发掘的城邑布局、遗物的社会发展水平、建筑样式及内涵还不十分清晰，因此，还带着很大的猜测性。不过，把“古城”考古与文献记载对照是有相当意义的。我们知道，我国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后两种形态正与从酋邦发展到国家的阶段相当。成都平原古城址正是中心聚落阶段也即方国酋邦阶段的体现，正是由史前到文明起源的过渡时期。弄清成都平原古城文明时期的社会性质和文化内涵，对于研究巴蜀文明的渊源、初发地域及发生过程，进而研究巴蜀文明的结构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这种研究还仅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深入发展。 三、夏禹文化的内涵 　　对夏禹文化的内涵，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较多的学者主张夏禹文化的内涵是治水文化。熊达成认为“大禹治水的胜利”，“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水文化思想体系”，“由于对江河干支流系统的了解，产生了江汉朝宗于海的‘中华大一统’的共识”。“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水战略，至今还在起作用。”“大禹治水的精神，即大仁、大智、大勇的精神”，是禹文化的精神核心。熊老上述意见着重从精神文化内涵上阐述了夏禹文化的特征，具有卓见。冯广宏、周烈勋、陈渭忠等均就此加以发挥，进一步阐述了禹文化与治水的关系，与岷江水利的关系，使得岷江水利工程与大禹治水发生了历史联系，这是近年来四川学者研究禹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谭继和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大禹文化的内涵及其来源加以了特殊的分析。他认为，“禹文化就是西羌人的文化。夏文化的发源地在西羌。岷山西羌是江源文明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以江源之地的水文化为动力，形成为高阳氏家族公社与高辛氏农村公社两个部族结为联盟的的农牧经济。夏后氏与蜀山氏世为婚姻，是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与母系母权制农村公社长期联盟关系。夏后氏在西蜀地区属于低等农业的农牧经济阶段，通过治水发展为高等农业，东迁中原后就成为经济比其它族更发达的高等农业部族”。冯广宏则主张，“夏禹文化是以大禹为中心的文化表现。从时间上说，处于夏文化的开端，它是夏文化的渊源。”龙显昭对夏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以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夏禹治水成功，开创了我国的农耕文化，随之而产生了观象授时的‘夏历’，使人民在农业文明中过着定居的生活，通过观天象，依农时，从事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夏言、夏礼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大体相同的思想行为规范，并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夏禹所开启的一代文化正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
关于夏禹文化的内涵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命题，显然应该从多层次多方面去加以解剖，然后才谈得上总体的把握。目前的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研究夏禹文化内涵，因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归宿处，就涉及到由史前的游团──部落阶段如何经由酋邦阶段向国家文明过渡的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四川学者中，还只有林向、段渝等运用了“酋邦制”的概念。显然，今后的研究方向还得向“酋邦制”内涵的深入发掘努力，必能开辟出新的研究天地。 四、夏禹文化与道教的关系 　　研究巴蜀道教的渊源是四川学者的强项。王家、王纯五、龙显昭等道教专家则从夏禹文化与道教的关系及其在巴蜀的物化形式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家、王纯五主张“道教，其初始应肇自夏禹时代”。“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巫教”。这种原始巫教发源于夏禹部族的祖居地“西羌”、“西戎”、“西蜀”，随着该部族的西兴东渐，而从西部传到中原，再传全国各地。它与东方夷人和东南越人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形成为滨海地区的方仙道。它在其祖居地西蜀则演变为巫鬼道(早期的五斗米道、李家道)。禹步、禹符、枚卜、拜斗等道教习俗都来源于夏禹，发端于西蜀。这些论点，无疑地把对道教的渊源的研究，推向了新境界，具有创新的意义。 　　龙显昭则从四川的禹庙的兴起的角度分析夏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夏禹文化源远流长，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地的禹庙便是这种影响存在的特征。”他把四川的禹庙分为夏禹肇迹处禹庙、德教功能性禹庙和移民“会馆式”禹庙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是“禹文化的载体”，“对传播和保存禹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这就把对禹庙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渐 　　对夏禹文化的研究，不仅探讨它的始源地，而且探讨它传播的途径，这是近年来四川学者研究的一个特色。一些学者已开始接触到这一问题。 　　谭继和主张夏文化经历了西兴东渐的发展过程。夏部族由西向东迁徙形成三大区域、三大中心：早期为西蜀岷江和江汉流域，是夏文化的初始期，以羌人农牧经济为内容。鼎盛时期在今晋南豫西豫中。衰亡时期在南巢，即荆楚江淮流域。夏文化由西蜀发展到中原，就由农牧部族变为了农业部族，夏禹也就因治水而变成了农业神。夏禹执耒而耕的形象应形成于此时。他认为：“夏禹兴于西羌，夏朝盛于河洛，夏人亡于东夷，这是文化传播。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禹文化，它的源头在西蜀，成功却在河流，它东传江浙，甚至于日本。”
研究禹文化，理解蜀为夏文化源头之地是有意义的，惜乎这方面的研究专文还不多。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支主体文化。巴蜀正位于这两支主体文化之间，又是长江和黄河的文化源头所在之地。夏禹文化诞生于岷山西羌的广阔地域，正是黄河与长江两支文化源头的结穴处。弄清夏禹文化的面貌和内涵，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这两支主体文化的研究肯定是有重要意义的。 六、大禹历史与传说考证 　　对大禹其人的真实性、其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内核的关系，是从古史辨派以来就引人注目的研究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冯广宏、曲英杰、祁和晖、段渝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们努力从传说中剥离夏禹其人真实的历史内核，均有其独到之处。曲英杰对《禹贡》所经的九州岛，逐一考证了其具体地理位置，认为禹划九州岛当以水为界，各州之分是长期发展自然形成的。 　　关于夏禹其人的有无问题，曾经是二、三十年代争论不休的问题。近年来，四川学者重新拾起这个话题，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祁和晖运用古史辨派“层垒式结构”和“箭垛式人物”的观点，提出了“类型化模拟习惯”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夏禹是夏朝创业先民领袖群体的代表符号。这一符号有着深刻的历史含量。夏禹代表的群体是实有的历史存在，大禹个人则只是组成群体符号的一个成员。 　　段渝则从历史文献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传述的角度，将传说从“早出”到“后起”的各个阶段加以剥离，从而还大禹其人的真实面目，较好地解决了大禹是神还是人的问题。他从古史传说在三代流传的不同情况入手加以考证，指出现存夏代流传下来的材料说明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王，而不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天神；殷商及其后裔宋国所述的禹是先殷而王中原的王者，是人而不是神；西周早期文献中的禹仍是人王，而到西周中叶和晚期的文献则明显开始带上了神化禹的气息，春秋时代的文献对禹的神化传述增多，表明周人首开神化大禹的风气。到战国时期，诸子传述大禹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人文主义态度从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加以传述；另一种是从神化的角度加以传述。但其主流仍把禹当做人而不是神。段渝用这种传说层层剥离的方法，证明禹的天神性是后人在原始史实素的基础上附会添加上去的。这样，他就用古史辨派“层累地构成的古史观”的方法，证明了后起的神话是迭加在早存的史实之上。古史辨派用的逆推方法，把后起的神话当做真实。段渝则是用顺推的方法，把先出的传述当做真实。这种论证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一种有效的有创见的科学论证，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人类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漫长的演进过程。在史前阶段和文明阶段之间有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五帝时期和夏禹时期恰恰正处在这个过渡性质社会的阶段。过去，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四川学者把夏禹及其文化作为专题研究单独列出来，并且已取得初步成果，这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起源时的具体历史面貌，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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