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6日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50多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已成了“战俘”。

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第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 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廿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 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档、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松，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叹不已。

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共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辆坦克的郑姓二炮手(广东潮州人)却在越南广播电台开口说话，中方这才知道他已被俘。追授光荣称号一事当然因此告吹，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核实英雄模范事迹”，慎防再摆乌龙。 直到硝烟散尽的当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解放军在这次“惩越之战”中总共有239人被俘(448团占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另有少数失联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月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皮包骨、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围墙

中方在这场28天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较量中被活捉，但并非每个人都算得上真正的“战俘”。原因在于，越南仿效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实行“人民战争”，把边境居民武装起来抵抗“中国侵略”，甚至某些老弱妇孺也人手一枪。 捉到这些有武器而无军籍的越南平民，反使中方大伤脑筋。当时在广西的?宁、百色、天等、大新四县各设立一处俘管所，每处关押几百到一千人。但其中只有?宁与百色两处对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另外两处关的全是“老百姓”，里面有父子、兄弟，甚至孕妇，确实“有碍观瞻”。

百色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正规部队与公安军的官兵，算是如假包换的战俘营，在押者军阶最高的是一位姓农的上校。“前指”联络部曾邀请外国记者前往百色参观，藉以展示中方胜利。?宁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民兵，以及少数现役军警，只接待国内媒体或其它经过特许的参观者。 当时参观过?宁俘管所的军中文化名人有电影编剧黄宗江、作家沈西蒙、吕兴臣、导演史文炽、诗人纪鹏、柯原、叶知秋等。据知情人士称，俘管所设在?宁县蒲庙镇的县党校旧址，距南宁市30公里。该处十几幢平房疏落有致，绿树成荫，但四周竟无围墙或铁丝网，只有背枪的解放军游动哨来回巡察。

越南俘虏一律穿藏蓝色服装，睡上下两层的木床。中方透过越南华侨翻译告诫他们：俘管所保障各人在警戒范围以内的人身安全，但若私自逃跑，在此范围之外被民众打杀，中方概不负责。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十分有效，直到俘虏遣返结束，各俘管所始终未发生逃亡事件。 俘管所向每个战俘提供每月25元人民币生活费，但这些钱并非现金，发给战俘的只是一个类似存折的小本子。凭本可在小卖部买点香烟、肥皂、信封之类，买一件东西就照价从总数内减去，用完为止。

伙食由越南战俘自行管理，厨艺好的人被推荐出来为大家服务。据说?宁俘管所的越南河粉还挺可口。上述作家们光临的当天，适值5月1日国际劳动节，俘管所操场上还能见到以越文书写的庆祝标语与黑板报。毕竟中越两国的意识形态同属马列主义体系，都视“五一”为重大节日。 后来两国交换俘虏，百色与?宁两俘管所都将在押人员登记造册，如实交给越方;而大新、天等两处收容的“老百姓”，就只好用车送到边界的无人地带，悄悄释放了事。

表面上换俘暗地里较量

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是百花盛开的初夏，战俘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当年5月19日，中国方面首先宣布：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决定单方面先行遣返一批越南被俘人员，希望越南红十字会派人到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接收。所谓“零公里处”，就是中越两国公路互相衔接、里程碑镌刻着“0”的地方。这里场地开阔，边界走向清楚，没有争议，适于进行释俘作业。 当天一早，双方的“红十字会人员”与武装警卫就来到现场，在边界两侧搭帐篷、摆桌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那些身穿便衣、配戴红十字臂章的男男女女，其实也是双方的军人。

双方的办公桌一靠拢，戏剧性场面就随之出现。越方桌面明显比中方矮一截，也不如中方漂亮气派，这使插在桌上的越南国旗黯然失色。越方人员心有不甘，但无奈现场找不到其它桌子，只好临时搬来石块，把桌子腿垫高。第一次释俘过程大致平顺，获释的越南人穿着中方发给的蓝灰色新衣服，提着装满礼品的旅行袋，与中方人员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地跨过边界。此情此景使越方感到不舒服，但除了嘴里嘟嘟囔囔表示不满，倒未作出其它反应

第二次是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现场更加热闹。中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效果奇佳。 从这次起，现场出现了双方邀请的外国传媒。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高野功也在受邀之列，不料他两个月前深入谅山前线采访，竟死于中国军队攻城的炮击。中方请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记者，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

中国被俘人员内部早已达成默契，遣返回国的当天，每个人一迈过分界线，马上脱掉越方所发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首长，嚎啕大哭，恰似饱受委屈的孩子向爹娘倾诉苦衷一般。有的人把衣服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人员，以示不齿。还有人激动得扑倒在地，连连亲吻祖国的疆土。 一位原属广州军区后勤部某汽车团的司机，踏上中国领土后，立即从鞋底的夹层取出一枚解放军的五角星帽徽，以双手高高举起。据称，他从不幸被俘时起一直珍藏着这枚帽徽，用以激励自己保持对祖国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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