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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出击中，八路军夜袭日军占据的村寨，接近拂晓时准备撤退，日军却故意在寨子里焚烧民房，屠杀村民，试图引诱八路军回村，趁机背后偷袭。八路军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有一连人马埋伏在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8月21日第B3版，作者：宋涛，原题：《敌后抗战兵法之二：平原伏击》

从1938年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相继进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平原地带建立根据地。与山区作战相比，平原作战的难度显然大得多，面对依托公路快速出击的日伪军，我军该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许多人一开始心存疑虑，但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中国军民创造出一系列平原作战样式，尤其平原伏击战更是打得有声有色。

巧用地貌出其不意

平原作战与山地作战的最大区别在于缺乏地理障碍作为依托，日军的机动力和火力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我军的隐蔽变得比较困难，新四军名将彭雪枫提出：“从地形上说，虽然平原没有大山以躲藏之利，却有像山一样的作为隐蔽活动的森林、村庄、沟溪、芦苇、禾苗、青纱帐、起伏地。”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也在总结反“扫荡”作战经验时指出：“（冀南平原）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1939年2月，八路军第386旅利用日军受袭后必报复的规律，选择在冀南平原的香城固设伏。香城固实际是带状沙河故道，洼地四周长满红柳和野枣树，洼地以西靠近张家庄处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1500米，高有几米。香城固东北1.5千米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遥遥相对，构成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把地势倾斜的洼地夹在当中。另外，此地距日军占据的威县仅有10余千米，八路军敢在敌人家门口布阵，这是敌人预想不到的。

2月8日至9日，八路军派出小部队袭击曲周、威县等地，2月10日上午，驻威县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分乘9辆汽车出城“扫荡”，八路军且战且走，于12时诱敌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遭到八路军密集围攻，由于身处洼地最低处，加之车辆陷在泥沼软土里动弹不得，日军无法发挥火力和机动力的优势，结果200余人被击毙，8人被俘，八路军仅伤亡50人。

除了利用现有地貌，敌后武装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地貌。1939年1月20日，驻山东盐山的日军派出一个中队（200余人）前往旧县镇设置据点，八路军冀鲁边挺进纵队决心在韩集村打伏击。韩集位于盐山至旧县镇公路东侧，北距盐山15千米，南距旧县镇5千米，该村院深墙高，村外又有土围子，它的周围还有马杯家、韩沙洲等几个村庄和一片树林，易于隐蔽。担任主攻的八路军第7团赶到韩集后，连以上干部连夜察看地形，决定将公路南头拦腰挖断，在公路东西两侧和南头三面构筑工事，等日军一进伏击圈就收拢口袋，来个“关门打狗”。

于是，部队和当地群众连夜挖沟，修筑工事，利用寨墙和天然道沟构成一道道火力网，同时还在公路两旁挖了许多有深有浅的坑。21日上午，日军钻进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开火，头一天挖好的坑收到奇效，日军因为在公路上无处藏身，纷纷往坑里跳，有些坑里事先安放了地雷，敌人跳进去就上不来了，另一些坑虽然没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浅，敌人跳下去伏在坑沿还击，就把半个身子露在外头，正好暴露于我军枪口之下。战至傍晚，日军几乎被全歼。

精细策划精确打击

由于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日军遭袭时无论逃跑还是增援都比山地来得快捷，因此平原伏击更讲究精细策划和精确打击，张震上将总结抗战平原游击斗争时曾写道：“组织战役时，不但要注意敌我对比，地形条件，更需要注意计算时间（接敌时间、战斗时间、援敌到达时间）。”

1938年5月，新四军第4支队第9团进入安徽巢县银屏山区，从当地百姓处得知日军经常来“清乡”，蒋家河口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千米，那里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新四军决定在此设伏待敌。战斗前夕，新四军侦察员化装到日军据点附近侦察，掌握敌人活动规律。5月11日下午，第9团抽调团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第6连一个排，秘密潜入蒋家河口。12日8时许，日军乘两艘汽艇向蒋家河口驶来，当汽艇靠岸之际，新四军展开集火射击，仅仅20分钟内，艇上的20多名日军全被打死，而新四军无一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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