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被人们作为反抗司马昭统治的象征，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代表，作为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政治立场到底是不是反对司马昭呢？先看看阮籍，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他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拘，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书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在魏国统治时期，太尉蒋济，欲辟阮籍为吏，固辞，怒而强征，方就任，不久即辞官归隐。大将军曹爽欲召为参军，以病辞，岁余爽诛，世人以为其有远见。司马懿任命为太傅从事中郎，复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为散骑常侍，关内侯。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藏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对弈，对者求止，留与决赌，既而送客归，饮酒二斗，举声一啸，吐血数升，及临丧又不哭，然骨肖微立，望之惨然。礼法俗人皆忌之，何曾以其负才放诞，居丧无礼，面质于司马昭，“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昭解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每保护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对曰：“礼岂为吾设邪？”临家少妇有美色，当庐沽酒，尝去喝酒，醉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疑之。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径往哭之，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其虽质朴，但有济世之志，尝与司马昭言：“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即拜为东平相，籍到郡，除府院围墙，使内外相望，法令清俭，民风大治，旬日而归，司马昭引为亲信。朝廷以其盛名，欲使居高位，托以好酗酒，闻步兵营有善酿者，多美酒，即求为步兵校尉，问师于兵卒，终日恒游府内，饮酒无贵贱皆一视同仁。司马昭固让九锡，众卿将劝进，使阮籍为辞，会沉醉忘作，据案而眠，人唤醒后，就案而书，无所改易，辞甚清壮，为世所重。他并不是如人们所说放荡无礼，用消极无为的方式抵抗司马昭。他早年和叔父去见兖州刺史王昶，以沉稳难测显名。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被司马昭逼迫为官，他先后为蒋济、曹爽服务，都不得志谢归。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命他为从事中郎，后徙散骑常侍。到司马昭时期更受到重用，几乎到了言听计从，为所欲为的程度。有人说阮籍是因为拥护司马昭称帝才被重用，这也是不对的，根据《晋书：何曾传》载，何在担任司隶校尉时，就曾经当着司马昭的面斥责阮籍，要治他的罪，而此时司马昭是卫将军，阮籍是他手下的步兵校尉，当时阮籍就受到司马昭的竭力保护。阮籍有一次突然想去东平，司马昭立即任命他担任东平相，他去了十天就弃官回来了，司马昭也没治罪，反而高兴地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对阮籍的纵容，但实际上反映了司马昭对阮籍的信任、理解，阮籍是司马昭的亲信是可以肯定的。
再看看嵇康：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司马昭害死的，并根据他与山涛的著名的“绝交信”来确定他与司马昭集团对立，嵇康是曹操的儿子曹林的孙女婿，为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也是当世奇才，为人天质自然，恬静寡欲，是一位君子隐士，他虽不是司马昭集团的，但并不反对司马昭。在他与山涛的书信中，曾赞扬司马昭保护阮籍，信中只有对好友知遇之恩的感激，以诸葛亮不逼徐庶为例来劝山涛，并无敌视、反感、绝交之意。在自己被钟会害死前（并非为司马昭所害），他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也，把孩子托付山涛，可见两人关系是十分亲近的。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耀。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阮籍、王戎等为竹林之友。与司马懿妻为中表亲，师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赐钱二十万、谷二百斗。魏帝尝赐司马师服，而转赐涛，又以其母老，赐藜杖一。因失意权臣，除为冀州刺史，时冀州俗薄，无相推助，涛甄拔隐曲，搜访贤才，皆显名当世，人怀慕尚，风俗颇革，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尚书、转相国长史。以母老辞职，上书数十次乃听。

司马炎建立晋朝，为大鸿胪，出太常卿，以疾让，会遭母丧，归乡里。其生活清俭，有冒其名占官田，而为有司所劾，武帝知其为人，用而不疑。当时官员送礼皆贵重的财物，而他只收取一些土特产品，为人孝悌，居丧过礼。咸宁初，为尚书仆射、吏部尚书。固以老辞，表上数十，久不视事，唯以清静处世，世人多不明而讥之。其所选举之人皆应世所需，非徒有虚名之辈。性情温和谦让，上书告退：言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诏不许。天下统一后，司马炎诏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而山涛谏之以不可，所谓忘战必忧。其后天下有事，州郡无备皆不守。太康四年病故，年七十九岁。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妾，禄赐俸秩，散之亲故，家无余财，仅旧屋十间，子孙不能相容，司马炎下诏为其家立室。王戎字浚冲，琅琊临沂人，幼而颖悟，神采秀彻，视日不眩。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于笼中吼声震天，众皆惊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见而异之。尝与群儿嬉戏于道边，见李树多实，皆争趋之，戎独不往，问其故，曰：“树在道边多子，必苦也。”取之信然。阮籍与其父为友，戎年十五，籍长其二十，谓浑曰：“与卿言，不如与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赠戎数百万，坚辞不受，由是显名。为人短小，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皆中其要会。
先后任相国掾、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后迁豫州刺史，受诏伐吴，平定江南，多所匡正。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免，性至孝，居丧虽不拘礼节，然绝宾客、情恸悲，容貌毁瘁，人皆叹为死孝。司马炎亲自派医为其诊疗、赐药。后转太子太傅，代荀勖为中书令，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之人皆先为公务，量其才德，然后授职。西晋末年为司徒，永兴二年病故，终年七十二岁。性情清赏，目光如电，心机缜密，超然玄著。每与阮籍为竹林之游而后至，籍曰：“俗物复来败人意。”对曰：“卿辈意亦复易败乎！”其敏辩若此。又性简约，当时显贵婚嫁花费财物数十万至上百万，他嫁女只花数万，从子娶妻送礼仅单衣一套，为司徒而委事于僚署，乘马出游，着便装而人不知其为三公，故吏皆大官，道路相遇，其皆避而不见，恐惊扰于人。晋末之乱，举族南迁，危难之间，虽年迈苍苍，仍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饥苦之间，仍召亲宾，相与谈笑，其气度如此。史书载其贪财吝啬，是误把和峤的事当成了他，根据《王济传》载：和峤家有好李，武帝要也仅给数十，是他怕人得种，去核而卖；而且拿着算盘昼夜计算财物，却始终算不清，杜预称他是个“钱癖”。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注解庄周的内外数十篇文章，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欣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后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是继前汉建立初期黄老道学兴盛以后，对道家学术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后在朝不任职，容迹任教而已。刘伶字伯伦，沛国人，性情放达，淡默少言，不妄交游，与嵇康、阮籍友善，出游时谓随从“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好饮酒作《酒德颂》。尝以细宇宙而齐万物为心，精通老庄之学，曾对武帝盛言无为之化，无意于功名，是当时著名的隐士、文学家。阮咸，字仲容，少年即任达不拘，为世俗所讥，历仕散骑侍郎，不与权贵富豪并肩，山涛欲荐举他典选举，武帝以他为世俗所恶，又好酒放达，用为中书郎，中书监荀勖每与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疾之，出为始平太守。时北阮富而南阮贫，咸居道南，恰逢七夕节，路北诸纨绔为了晚上寻欢作乐而晾晒华丽的锦衣，而他也用竹竿挑着一件围裙，调侃说：“未能免俗”。其姑来访，他爱上了姑的胡婢，听说她离开回家了，借了客人的马去追，赶上后又并乘而归，不顾门第地娶了她，可谓真正性情中人。曾去参加诸阮聚会，用大盆盛酒，恰好有几头猪也来咸盆中饮，竟然与它们共饮，众人皆恶之欲离开，阮籍不许，反称赞他好客。随后深与其交往，叔侄相携与山涛、嵇康、向秀、刘伶、王戎为世所谓“竹林七贤。”
他们崇尚自然，反对虚伪烦琐的俗礼，反对严酷的刑罚，不喜空谈仁义礼法，而诚心济世爱民，不贪恋富贵，不贱视百姓，虽逍遥处世，实为真正的君子俊杰。他们是魏晋时期文化解放的先驱，是士大夫中的楷模。谢鲲、胡毋辅之、毕卓、王尼、桓彝等皆师之，从温峤、谢安和王羲之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这些竹林名士是与礼法集团对立的社会组织，受到司马氏集团的支持，同时也遭到岢守贵贱等级制度的礼法集团迫害，嵇康被钟会迫害致死，既是私怨也是政治斗争的表现，这种斗争直到晋朝建立以后，仍然持续进行着。王戎与和峤的比较也非常明显，在他们二人同时守丧期间，和峤量米而食，着服行事皆守礼法，亦为人所称赞，孝期满而肥壮，人谓之生孝。而戎不守礼法，居丧也从事社会活动，但悲伤憔悴几乎病死，人谓之死孝。一真一假相比优劣分明，和峤聚敛财物，家资亿万，日夜以筹措计算而不清，王戎父亲的部属馈赠他数百万，而王戎固让不受，人品殊异。七贤当中，山涛是政治家、王戎是军事家、阮籍叔侄是社会活动家，嵇康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向秀是哲学家和教育家、刘伶是文学家他们都品德高尚、多才多艺，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名士，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是人们想象的无所事事的闲人，有的参加统一战争（如王戎），有的甚至参加普通人的劳动（如嵇康），都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竹林名士皆高节风雅之士，为当世所倾倒，令后世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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