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久，就俘获了成千上万的“联合国军”。于是，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碧洞建起一个较大规模的战俘营。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项新政策，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自己作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去某一个交战国。有21名被中国军队俘获的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而是选择到中国生活居住，这件事一时间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当时许多美国人指责这22名战俘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叛国者。

以后，这22名战俘有的先后回国，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国家，只有一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的美军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在山东省济南市生活了50年，人们都习惯称他为“老温”。2004年，温纳瑞斯在山东省济南市去世。

温纳瑞斯第一次当兵，在战场上同日本法西斯作战;而他第二次当兵，却被送到了朝鲜战场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镇上的工人家庭。他的祖父早年从希腊移民到美国，父亲当过煤矿工人和清洁工。温纳瑞斯兄妹4人，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全家人仅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就更加困难了，作为家中长子的温纳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打工以贴补家用。中学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温纳瑞斯跑了好几个州，还是没找到工作，万般无奈之下，他报名参了军。

1940年8月，温纳瑞斯当了美国陆军的一名步兵，先在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中美洲国家驻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跟随部队先后到过新几内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战场上同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战。特别在南太平洋美军驻扎的一些小岛上，面对日本飞机连续18个月的狂轰滥炸，身为炮兵的温纳瑞斯英勇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战结束后，温纳瑞斯复员回到了美国，先后在几家工厂做工。不料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1950年9月，温纳瑞斯只得第二次报名去当兵。两个月后他去了朝鲜，这年他28岁。温纳瑞斯同大批的美军一起，被派到38度线以北的平壤地区。1950年11月28日，美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引诱到预定地区后，发起了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败四处溃逃。一天深夜，温纳瑞斯被四面突发的阵阵枪炮声惊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做了志愿军的俘虏，被送到朝鲜碧洞第5战俘营。此时，温纳瑞斯来到朝鲜才一个多月。

在志愿军战俘营的两年半时间里，温纳瑞斯等战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敌军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

一提起战俘营，人们往往会想到恶劣的生活条件，阴森寒冷的牢房，战俘们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监督下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稍有不顺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打骂刑罚甚至于被杀害。

虐杀战俘，可以说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的伴生物，一直被视为战胜者理应享有的特权，是向交战对手报复泄愤的一种本能行为和消灭后患的特殊手段，也是各国人民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大量身为战俘的官兵惨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体枪杀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扎达鲍斯捷尔集中营、圣费南多俘虏营和奉天俘虏收容所，都是战俘的屠宰场。就连前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体作出决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造过血腥屠杀21800多名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的血案。

然而回忆起在战俘营的那些日子，温纳瑞斯则说，他的战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耻辱、打骂和体罚;相反，而是充满了快乐和友爱：志愿军不让战俘干活，也不搜他们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贵重物品，则由管理人员统一登记、管理，等遣返时还给他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战俘，管理人员也从不打骂，而是采用教育沟通的方法，最多关关禁闭，但决不超过一周。俘虏营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当时美国一些媒体说的“密布的电网”。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变成了朋友，因此温纳瑞斯认为，他的被俘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战俘营中的两年半时光，使他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愿军战俘营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美军飞机不断轰炸袭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尽管供应补给紧张，前方战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仍然不断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轨后，志愿军俘管当局定出了俘虏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特地从中国运去面包烤箱。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还在生活上另有特别的照顾。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况经过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洞，在这里建起了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谈起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温纳瑞斯说：“我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言论所感动。记得到了战俘营后，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战俘，开始都担心会受罪。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志愿军还组织我们开展文体活动，为我们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机动放映组为我们放演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几乎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组织长达两小时的晚会，演出我们自己排练的节目。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们淡化了想家的念头。记得有一个荷兰战俘是个文盲，别人都给家写信他不会写，时常抹眼泪。一位会荷兰语的志愿军军官当了他半年的老师，使他不仅会写信，而且还能写文章。

“时间长了，我们和志愿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鲜群众给看管我们的一位志愿军战士送了一个红苹果，这位战士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苹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这个苹果送到了我手中。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领到了一支钢笔，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欢钢笔时，便送给了我。这支钢笔至今我还保存着。我抽烟很厉害，不少志愿军战士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烟送给我抽。可以说，我在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深信这支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是一支仁慈的军队，是一支得人心的军队。”

志愿军还特别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宗教习惯，使战俘们能过基督教的圣诞节、感恩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尤其是过圣诞节和春节的时候，一连几天战俘营都处在节日气氛之中。在俘管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战俘们精神状态很好。有的俘虏还非常调皮和风趣，他们见了从战俘营边走过的朝鲜村妇就大喊“阿妈妮!阿妈妮!”让人哭笑不得。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员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洞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俘奥运会”，选手来自北朝鲜各地战俘营的500多名战俘，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扛着各种旗帜，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运动场，“奥运圣火”点燃之后，各种比赛激烈角逐。比赛项目很丰富，跨栏、跳高、篮球、排球、足球、拳击、游泳、跳水等一应俱全。在战俘营内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世界战俘史上的奇迹。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和新闻记者参观访问。他们亲眼看到，在志愿军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狗，没有炮楼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外，没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志愿军对所有战俘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952年5月，著名的国际和平人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英国的莫妮卡·费尔顿夫人，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战俘营考察，并多次同战俘座谈。她感叹地说：“简直是奇迹!这哪里是战俘营，分明是一所国际大学校!”她回国后，著文盛赞志愿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温纳瑞斯和另外21名战俘选择了到中国定居，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历时两年后终于达成停战协定。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交战各方应遣返所有战俘，但作为《日内瓦公约》签约国之一的美国却破坏公约，执行所谓“自愿遣返”的政策，即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作出自己的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一个交战国。

多次接触后，温纳瑞斯和笔者结成了忘年交，他和笔者一起喝茉莉花茶、喝老白干酒，抽济南产的“大鸡”牌香烟，他直呼笔者的名字，笔者也毫不客气地喊他“老温”。笔者还先后以《一位美军战俘在中国50年的传奇人生》等为题，写出报道刊发在《检察日报》、《中华新闻报》、《当代生活报》、《金剑》、《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上。

在此之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多家通讯社和电视台也对温纳瑞斯进行了专访。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女编辑随后找到笔者，说出版社的领导对温纳瑞斯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准备由笔者执笔把温纳瑞斯的传奇经历写成一部书，作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的贺礼，然而当笔者和这两位女编辑找到温纳瑞斯时，却遭到了温纳瑞斯的婉拒。原来，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一位编导在采访温纳瑞斯时，曾向温纳瑞斯提出把他的经历整理成书的想法，温纳瑞斯当时很爽快地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别人，我再答应你们，那不就成言而无信了吗?”出版社的两位女编辑极力劝说温纳瑞斯，想促成为他出书这件事，温纳瑞斯虽一再向笔者和两位女编辑表示歉意，却仍不答应让我们为他出书，理由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事后再反悔我成什么人了?除非那位编导不准备为我出书了，我才能答应你们。”以后温纳瑞斯去世后，他的妻子白锡荣找到笔者，说中央电视台的那位编导因病一直没能对“老温”进行采访，出书的事也就没有影了，希望笔者能整理一下老温留下的资料，看看能不能写成一本书以作留念。然而温纳瑞斯已逝，离开了他这位当事人，仅凭着他留下的一些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和零星资料，就想出本纪实书籍，实在是不太可能，笔者也就只能作罢了。

2004年，身体状况一向比较好的温纳瑞斯因腿部摔伤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把他葬在了济南的一个公墓里，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先后给他敬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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