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和?是个贪污官僚，事实上，对和?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和?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在乾隆眼里，和?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的一个天才发明。

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在和?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通融通融，罚钱了事。

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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