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受价值规律支配，通货紧缩总是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由于采用铜钱为本位币，受铜矿产量的限制，铜币发行量在多数情况下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所以，通货紧缩的问题要比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唐朝虽然是富强至于极点的朝代，但最终也无法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以致灭亡。

当然，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并非凭空产生，往往也是由经济问题引起，所以，唐朝之亡，最终可归结为经济原因。本文所谈及的通货紧缩，当是经济原因中的一大主因。以下，将简要论述其中的因果关系。

一、唐朝通货紧缩概况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是采用铜钱为本位币的，这是秦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由于铜矿产量的限制，铜钱铸造数量普遍不足，因此不得不同时采用金银和谷帛（谷物/布帛）。

金银价高，只在社会上层流通，用于大宗交易。谷帛本身笨重，且质量不一、不便分割，本来很不适合做货币，但铜钱数量不足，加上盗铸严重，谷帛反而成为日常交易中人们所乐于接受的货币。在铜币信用度差、物价不稳的时候，谷帛就会成为货币的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汉朝发行五铢钱，虽然历经波折，但总体信用还算良好；东汉末期，董卓发行小钱以代五铢钱，引起物价混乱，谷帛交易又开始在民间盛行；曹魏政府多次试图着手解决货币问题，基本思路就是恢复五铢钱，取消谷帛交易，但因为形势尚未稳定，一直未能实行；南北朝长期混乱，一直没有发行新的铜币，谷帛交易乃至物物交换也就长期实行下来；隋朝发行新五铢钱，情况有所改善，但到隋末，盗铸蜂起，私钱滥恶，引起通货膨胀，"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唐朝初期政府发行"开元通宝"，恢复铜钱的本位币地位，但仍广泛使用谷帛。所谓"租庸调"制度，收的就是谷帛；赏赐、度支，也多用绢帛；从唐初《永徽律》的规定来看，除赎罪用铜外，其余罚金、计赃等全部用绢匹。金银在唐朝已发展为储藏手段，但尚未成为交换流通的手段，但在岭南，因为缺铜而多产金银，反而多用金银，这是一个例外。唐朝中后期以后，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铜币使用已较前期更为广泛，但是，由于币制不稳定，经常发行新钱，新旧钱交互使用，兑换率不等，且差异巨大，常使铜钱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标准的作用。再加上铜矿不足，铸造不善，铜钱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紧张状态，因此，民间交易杂用谷帛的情况也就始终存在。

货币供应量不足，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导致钱重物轻，更由此产生严重的盗铸问题。盗铸在高宗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政府尚有实力，能够以二比一的比值收购劣质盗铸钱，但成效不明显。乾丰元年（666年）又铸"乾丰泉宝"钱，以新钱一兑换旧钱十，这种比价实际上相当于减重，结果是打击了国家通货的信用，更刺激盗铸，增加币制的混乱。后来虽然又恢复了"开元通宝"，但盗铸之乱一旦开启，就极难控制，湖广、江淮一带的盗铸者，往往隐于江湖山岭之中，州县根本不能禁止。盗铸问题，遂贯穿唐朝始终。

对于货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唐朝中后期的政策是：

（1）允许使用谷帛交易，甚至规定钱十贯以上必须兼用绢帛，以弥补铜钱的不足；

（2）限制铜钱流往边远地区，如唐宪宗曾下诏："禁现钱出岭"，保证中原地区的货币流通数量；

（3）不准盐、茶商人随意"便换"现钱，防止商人囤积铜钱牟利；

（4）允许"除陌"，即以不足值铜钱充当足值铜钱，开始是除陌二十，以八百文充一贯，后来唐穆宗时规定："以九百二十文成贯"、"每贯一律除垫八十"；

（5）唐武宗时，实行更加极端的政策，废浮图之法，毁天下佛寺、招提、兰若五万处，以其铜像、钟皿铸"会昌开元"钱，由于铜料充足，这一批铸币质量较好，一度缓解了通货紧缩的问题，但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货币供应量不足，一方面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在唐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到唐末五代时期，谷帛兼用和物物交换的现象仍在广大乡村大量存在，也说明"会昌开元"钱对通货紧缩的缓解是非常有限的。

二、两税法与通货紧缩

唐朝通货紧缩的最重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不足，以及币制不稳定，不能保证铜币质量。到了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后，通货紧缩又被进一步加剧。

所谓的两税法，就是取消租庸调和其他一切杂税，改为两税（按资产征收户税，按田亩征收地税），全部用铜钱缴纳。农民平时手里并没有现钱，需要将生产出来的谷米绢帛卖成铜钱，然后才能缴税。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钱重物轻，谷米绢帛的价格低，农民必须卖出较多的产品才能换到足够的铜钱用于缴税，负担被大大地加重了。据史载，两税法初行之时，绢一匹折钱三千三百文，两税法实行十余年后，绢一匹仅折钱一千五百文，价格下跌一半多。陆贽在奏议中说，初定两税之法，"万钱为绢三匹，近者万钱为绢六匹"。陆贽的说法与上述记载相印证，说明在德宗时期，通货紧缩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两税法之实行，从历史上看，是由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变，缓解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同时也便利政府收税。但由于采用现钱缴纳的办法，在当时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等于是对农民进行公开合法的经济掠夺，对生活本来就很艰难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在唐朝中后期，诸多有识之士，如陆贽、韩愈、白居易、元稹等，均反对实行两税法。从现在的观念来看，他们的主张可能有点保守，但当时并无对货币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其实只是着眼于民众的经济负担而已。

到唐穆宗长庆年间，距两税法实行已有四十余年，铜钱在市场上仍很缺乏，通货紧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当时纳税折钱需要绢八匹，而在实行两税法初期仅需二匹半，货币升值了三倍多，物轻钱重，导致豪商囤积铜钱以求暴利，一方面加剧了通货紧缩，一方面使农民更加陷入困苦。

唐朝政府对通货紧缩的问题一直保持着关注和控制的姿态。长庆元年（821年），户部尚书杨於陵建议，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留州、送使钱，全部改用布帛谷粟缴纳，并出内府之钱，"收市廛之滞，限边裔之出"，使"货日重而钱日轻"，执政者遂行其议，只是盐酒之榷仍用钱。

到唐武宗时，更不惜毁灭佛法，收铜铸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措施都是收效甚微的。因为货币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如果社会上的商品货币关系还没有发达到一定的阶段，统一的铸币制度就缺乏推行巩固的基础条件。

虽然商品经济在唐朝已有相当发展，全国性商业、大城市商业乃至国际贸易都有一定的规模，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着绝对的主体地位，相比之下，商业贸易经济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只占据着补充性的地位。因此，既然两税法是财产税，就必然要用货币缴纳，农民手中无钱，只能出卖劳动产品以换取现钱用来缴税，中间多一层剥削，必然增加额外的负担。在通货紧缩严重的情况下，物价很低，兑钱纳税，无疑又再多一层负担。于是，在两税法之下，一方面刺激通货紧缩，一方面政府敛钱的利益和农民利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背后，则是上述自然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只能愈演愈烈，最后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唐朝灭亡

唐朝晚期社会矛盾激化，实出于两税法之弊与通货紧缩的合力作用。两税法本来不算是很坏的政策设想，但任何良好的政策，若无相应的法治环境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难以贯彻落实的。现代社会要实现这一点尚且相当困难，何况唐朝之时。中国历代所行之变法，不论设想如何美好、构思如何巧妙，皆不能脱离传统政治体制，最后不是无疾而终，就是反变为弊政。两税法即属后者。

两税法本来是要统一税种，除两税外不再课征，但实行不久，各地方就"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又滋生出各种不同名目的杂徭差役。

前面已经讲到，由于通货紧缩的作用，两税法本身已经是农民的极大负担，再加上杂徭差役，农民的负担可以说是繁重不堪。这样还不算，各地富豪之户，没有官位的，往往通过贿赂的方式，将自己的财产挂靠在有官位名爵的所谓"衣冠户"之下，享有减轻两税、免除徭役的特权，于是，唐朝的各种赋税徭役，实际上绝大多数都被转嫁到最贫苦的底层民众身上去了。

唐朝实行榷盐税茶（即盐茶专卖）的政策，政府利用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的市场行情，以低价收购盐茶，另一方面又利用专卖权力，以高价卖出，牟取暴利。因此，淮南、宣歙、荆襄一带多有私贩盐茶者。唐朝政府在盐茶产地设立监院，以连坐等严刑峻法来镇压盐茶私贩，而私贩们则结成群体，公开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王仙芝、黄巢皆出身盐贩，这决不是偶然现象。

通货紧缩也好，苛捐杂税也好，都还不足以直接引起民众反叛，在物质生产水平尚不十分发达的古代，如果加上天灾，社会就有可能走上失控、崩溃之路。唐朝到懿宗、僖宗时期，统治集团高层的腐化已经达到极点，对南诏的战争也步步升级，因此苛捐杂税只会有增无减，更加加重人民负担。关东一带，当时已经连续数年水旱，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灾情特大，自潼关至山东海滨，秋收全无，农民以蓬蒿为粮、以槐叶为菜，但税收征管的力度却一度也未曾放缓，不少人拆屋卖儿，仍然连税吏的酒食之费都难以凑齐。在这种情形之下，唐朝不亡，简直天理不容。

于是，在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起义，经过起义的打击，唐朝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其最终将被某个割据一方的军阀所取代，已是大势所趋。至于这个军阀是朱温、还是李克用、李茂贞，或是其他人，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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