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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文人姚希孟所著的《建夷授官始末》中，曾经记录了一段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旧事，说在王杲城破之时努尔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但李成梁不但没有杀他还将他收在帐下视如养子。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开宸，原题：《努尔哈赤为何姓“爱新觉罗”》

当身为“天朝上国”的明朝政府发现利用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足以实现自己对边塞外的女真部族“分其枝、离其势”的羁縻政策的时候，敢于向旧有利益格局说不的女真英雄努尔哈赤（nurgaci），找到了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站在今日遥望当初的努尔哈赤，一定会听到关于他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统一女真的诸多传奇故事，可这十三副铠甲从何而来？成就帝业的努尔哈赤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又因何走上统一女真部族之路？

苏子河畔六祖的子孙

如果按照清代官方公布的世系推演，会发现努尔哈赤像所有中原帝王一样有着遥远而显赫的祖先。但当我们将焦距对准公元1559年，却能见到另一番景象：这位清帝国的奠基人降生在一个有着“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当央”的普通女真人家院落里，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更像是在明朝政府和女真“豪酋”的夹缝间奔波求存的守业者。史称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名叫福满，被明朝政府授予“建州左卫都督”之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妄“尊称”而已，既没有朝廷俸禄可拿，也不被纳入国家官员编制之中，唯一可以享受的“福利”是敕书带来的贸易资格。因此，更像是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庄园主或贸易商人。福满的六个儿子（清代称“六祖”或“宁古塔贝勒”）分别居住在相邻的六座“城”中，其中势力最大的三祖索长阿居住在赫图阿拉以东的河洛噶善（holo，意为山谷；gaxan，意为村），仅从这个地名来看，所谓的“城”其实不过就是一座村庄而已，所谓的城主也不过就是村寨的主事人罢了。

人丁兴旺才好仗势安居，六祖的子孙们一度控制了苏子河流域“五岭迤东”的广大区域。不过，比照着努尔哈赤的祖父们一度依附于拥有30道敕书的建州右卫都督王杲，再瞧瞧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和叶赫部曾经均分的1000道敕书，这个家族的“显赫”程度大约是不言而喻的。也难怪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海西四部的酋长们视他为“无名常胡”，耻与为伍。

觉罗还是爱新觉罗？

至此，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上天降生的爱新觉罗”们跟在纳喇氏（海西四部贝勒具姓纳喇）或喜塔腊氏（王杲姓喜塔腊）的豪杰身后东奔西走的景象。确实，努尔哈赤在称汗之前本也不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是伴随着汗（皇）权的确立而产生的。

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努尔哈赤本姓佟佳氏；另一种观点认为爱新觉罗本是微末家族，努尔哈赤曾经长期冒用其岳父的姓氏佟佳氏；但也有观点称努尔哈赤是辽东女真化的汉人，本姓佟；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金兵掳入北地的宋徽钦二帝之后。那么，努尔哈赤到底姓什么呢？

清朝将努尔哈赤的远祖追溯到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孟特穆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为猛哥帖木儿，明初朝鲜史料《龙飞御天歌》中有“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的记载。斡朵里是元代女真部落名，豆漫即图门（tumun，意为万）。斡朵里豆漫可以理解为“斡朵里万户”，既是元代五个女真军民万户府之一，也是作为该万户府的首领“万户”的官名。夹温则是女真姓氏，它的发音与夹谷（一说交鲁）、觉罗（gioro）大同小异，是猛哥帖木儿的姓氏，也是努尔哈赤称汗前其家族原有的姓氏。

《金史·国语解》中曾明确说“夹谷（汉姓）曰仝”，不知是出于仝字与汉姓中的童、佟姓同音的缘故，还是并不能完全理解女真人称名不道姓的习惯，总之，用汉字书写历史的史官们给这一支本姓觉罗的女真人赋予了“佟（童）”姓，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末。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在明人张鼐的《辽夷略》中被称为“佟教场”，而朝鲜的申忠一则记为“佟交清哈”。即便是努尔哈赤自己，也曾在回复朝鲜国王的书信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因此，努尔哈赤姓佟的说法应该是基于汉文史料的记载而产生的，但如果就此引申展开漫无边际的臆测，难免有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嫌疑。

至于觉罗是如何变为爱新觉罗的，还要扯几句女真氏族的哈拉（hala）-穆昆（mukvn）组织。哈拉（hala）在满语中意为姓，是所谓的“父系血亲集团”，哈拉下面又有穆昆（mukvn），它是在血缘的基础上掺杂地域因素后形成的“宗族”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氏”。“爱新”（aisin，意为金）便是努尔哈赤在称汗后为自己的宗族选定的一个足以彰显皇室尊贵的新“名号”。这一点在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中也有印证，其词曰：“帝用锡以姓曰觉罗，而徽其称曰爱新”。

爱新觉罗这个与汗（皇）权并生的新姓氏所厘定的，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血脉与其他叔伯兄弟之间的界限，更是等级森严的皇室尊卑。有清一代，只有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才可以称为宗室、姓“爱新觉罗”、系金黄带子，而其他同族亲戚则只能姓“觉罗”、系红带子。与皇亲宗室壁垒森严的制度相对应的是，作为“满洲着姓”之一的觉罗氏有着庞杂的穆昆分支，仅《满洲八旗氏族通谱》里记载的便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阿颜觉罗、通颜觉罗、呼伦觉罗、察喇觉罗等等。

频繁更换的利益代言人

明末纷乱如麻的辽东女真社会部族林立、各称王长，除了远在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外，较为人熟知的还有海西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建州五部——栋鄂部、哲陈部、苏克素护部、浑河部、完颜部，以及长白山三部——朱舍里部、讷殷部和鸭绿江部。其中以海西四部实力最为雄厚，拥有相对广阔的疆域、较多的人口和大型城池，而小的部落实际上不过是几座村寨而已，大小之间相距悬殊。

努尔哈赤所在的觉罗氏在明末女真社会中并非是素有威名的一支，当喜塔腊氏的王杲（阿突汗）雄踞建州的时候，觉罗氏的大小城主们均追随在其麾下。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娶了王杲的孙女额穆齐为妻，觉昌安还将自己长子礼敦的女儿嫁给了王杲的儿子阿台，可谓是亲上加亲。但在努尔哈赤十岁这年，生母不幸病逝，父亲又娶了得到明朝政府支持的海西女真哈达部之女纳喇氏。可惜这位继母与长子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迫使努尔哈赤离家出走，投奔了自己的曾外祖父王杲。

根据明人笔记所述，当明万历二年（1574）七月明朝边将李成梁率军血洗建州右卫的时候，年仅16岁的努尔哈赤正在王杲的家中。也许这场战争带给努尔哈赤的深远影响，远不止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刻骨铭心的血仇，还有对女真内部种种冲突与背叛的厌恶与痛恨。因为充当李成梁向导、引兵擒拿王杲的，正是王杲的姻亲、自己的祖父觉昌安。这场战争之后，觉昌安顺理成章地成为李成梁首选的新一任建州女真“代言人”，在明朝政府的扶持下控制着苏克素护河部。而九年后努尔哈赤赖以起兵的十三副铠甲和三十余人的队伍，也不过是这个时候才积攒下来的一份小小家业而已。

但努尔哈赤却并没有因此过上富庶安乐的生活。在明代文人姚希孟所著的《建夷授官始末》中，曾经记录了一段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旧事，说在王杲城破之时努尔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但李成梁不但没有杀他还将他收在帐下视如养子，身为明朝边将的他不但给了努尔哈赤接触汉人社会的机会，甚至“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这样的经历一度为他招来“养虎自贻患”的骂名。

当然，这种“有损”努尔哈赤威名的过往在经历了清代几次有组织的修史之后，已经很难从史册中找到依据了。但智者千虑仍有一失，在康熙年间大学士徐乾学所修的《叶赫国贝勒家乘》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可见努尔哈赤在公元1582年以前，似乎确实有过被李成梁羁留的经历。

公元1583年，古勒城城主、王杲的儿子阿台为了替父报仇，挟持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逼迫他与自己合兵犯明。明军在得到尼堪外兰（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的族谱所载，尼堪外兰本人姓佟佳氏，名叫布库录，他早年出入于抚顺关马市为商人，后来成为苏克素护部所辖图伦城的城主,始终是一个热衷于迎合明朝羁縻统治的人。）的线报后，兴兵围剿古勒城，塔克世因父亲尚且被滞留在城中而急于进城营救，却不料父子俩双双死于乱兵之中。

得知父祖死讯的努尔哈赤只身来到明朝边关，以“祖父无罪，何故杀之”为由向明军讨要说法，自知理亏的李成梁只能归还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不但给了这个当年自己曾经“照护”过的年轻人30道敕书、30匹马为安抚，还将福满曾经担任的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之职颁赐给了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可以说是给了这个既无影响又无实力的年轻人莫大的支持。

也许，李成梁觉得这种丰厚的抚慰和支持可以使他像其他部族首领一样，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忘记仇恨、积极投身于对敕书的争夺和对明的贸易之中，甚至成为下一个明朝利益的代言人，可努尔哈赤偏偏不肯成为明朝辽东棋局上的又一枚棋子。也许正是在李成梁帐下的那段经历，使得努尔哈赤可以将明朝的种种策略看得更加清晰；也许是一次次亲人的惨遭屠戮，让努尔哈赤决心以统一来消弭部族间无休止的杀伐。总之，是时候对明朝精心策划的利益格局说不了。

新秩序的建立需要足够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手中仅有的十三副铠甲、三十匹战马自然无法与雄兵万千的明军抗衡，宏图在胸的努尔哈赤将矛头指向了明朝新扶植的利益代言人尼堪外兰，统一女真的风云就此涌起，一个沉睡了近300年的民族被再次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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