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一般都会觉得虎踞东吴的孙权是一个善于识才用才的明君。其实，历史上的孙权和封建时代的许多创业之君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其一生作为，充满了矛盾。在人才问题上，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首先应该肯定，孙权确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先后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可以说是选拔得当，并称其职，均为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以弱击强，大败曹兵，不仅维护了孙吴集团的生存，而且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础；鲁肃不仅早就向孙权阐明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势，提出了“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方针，而且在其执掌兵权期间，坚持联刘拒曹，巩固了东吴的基业；吕蒙偷袭荆州，实现了孙吴集团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占据长江的目标，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以后又屡次击败魏军，成为支撑东吴江山的栋梁。对于这几位杰出的人才，孙权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脱略行迹，恩礼备至。对周瑜，他视之如兄，亲厚异常；当周瑜去世时，他“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直到多年以后称帝时，他还颇为动情地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就连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别关照。对鲁肃，他始终待以殊礼，比之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当他称帝时，也没有忘记鲁肃，对众公卿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对吕蒙，他十分赏识，认为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当吕蒙病重时，他极为关切，以重金召募医者，千方百计为之治疗，并随时观察其病情，见其能吃东西便喜笑颜开，否则便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吕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对陆逊，他倚为干城，极为信赖，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陆逊身边，每当与蜀汉交往书信，总是先请陆逊过目，若有不妥，径直改定盖印发出；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大军南侵，他以陆逊为大都督，统兵迎击，并亲自为之执鞭：以后，他又让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总督军国重事。……如此厚待辅弼之臣，实在难得，所以后人往往传为美谈。然而，孙权也有不敬才、不爱才的时候，有时甚至发展到忌才害才的程度。试看以下几个例子：张昭，东吴的开国元勋。早在孙策创业之初，就任命他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建安五年（200），孙策受伤身危，把年仅十八岁的孙权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死后，张昭当机立断，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孙权上马巡军，并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迅速稳定了局势。以后，他又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权数十年之久，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于张昭性格刚直，常常犯颜切谏，使孙权下不了台；孙权对他既不太满意，又无可奈何，便采取让他坐冷板凳的办法。孙权初置丞相，张昭乃众望所归，孙权却任命了孙邵；孙邵卒，百官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却又用顾雍为相；不让张昭当丞相也就罢了，可连“太傅”、“太保”之类荣衔也没授予，只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官号。如此措置，未免有些薄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由此认为孙权的胸襟气度不及其兄孙策（关于张昭，本书另有《刚直不阿的张昭》一文专门予以评说）。虞翻，东吴的大学者，勤于治学，著述甚丰，并乐于奖掖后进。孙策夺取会稽郡后，自领会稽太守，以他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然而，由于虞翻“性疏直”，不会察颜观色，因而在孙权手下一再倒霉。孙权掌权不久，以他为骑都尉；他屡次犯颜谏争，使孙权很不高兴，加之又遭同僚毁谤，他竟被贬到丹阳郡泾县，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夺荆州，因虞翻兼通医术，请他随行，才使他摆脱禁锢。孙权封吴王后，大宴群臣，半醉之余，亲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赏脸，假装酒醉伏地，不接受孙权斟酒，等孙权离开，他才坐起来。这一来，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宝剑，要亲自将他斩首。大农刘基抱住孙权，请他勿杀善士，孙权竟振振有词地说：“曹操尚且杀了孔融，我杀虞翻又算得了什么?”经刘基苦苦谏阻，他才宽恕了虞翻。但积怒在心，终难消释，最后还是把虞翻放逐到偏远的交州，死后才许归葬故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张温，孙吴集团的后起之秀，才华出众，张昭、顾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孙权开始征拜他为议郎，不久又提拔为选曹尚书（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为信任。可是，由于张温出使蜀汉后，对诸葛亮的为政有所称美（《三国演义》第86回写到此事），孙权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担心张温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于是，他就借张温举荐的选曹尚书暨艳得罪之机，诬指张温“专挟异心”，“无所不为”，将其罢黜还乡，使这位英杰之士在抑郁寡欢之中罹病而死（《三国志·吴书·张温传》）。对于陆逊，上面已经说过，孙权曾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但当孙权第三子、太子孙和与第四子、鲁王孙霸争宠时〔原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241）病逝，孙权乃于赤乌五年（242）立孙和为太子〕，陆逊为了维护孙和的正统地位，一再上书，建议对二人“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不仅不听，而且屡次派遣使者上门诘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懑而死。后来，孙权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不住陆逊，曾流着眼泪对其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总算认了错。对比孙权在人才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看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他的识才用才，主要见于他黄龙元年（229）称帝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八岁之前。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锐意进取，开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难得、之可贵，因而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能做到用而不疑，对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东人才济济，雄视魏、蜀。而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他承受的压力有所减弱，而又久握权柄，唯我独尊，于是骄矜日甚，怠惰渐生，礼贤下士的风度消磨殆尽，忌才害才的行为却多了起来。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这样评论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是的，在人才问题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越王勾践相似，也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于陪衬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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