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没有完全被平定的强大地方割据政权，高句丽似乎应该在百济战事期间有所动作，以牵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战时并没有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协助。

大唐帝国在征讨百济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年底，已经对高句丽进行了一轮军事打击，大唐铁勒籍将领契?何力率薛仁贵等名将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击败高句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唐军攻势凌厉。

结合大唐高宗对来到洛阳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的决定，可知征讨百济拯救新罗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次筹备已久的军事计划，而东征高句丽则是一次军事警告。事实证明，高句丽在西面受到了强有力的军事压制，陷入军事被动，自顾不暇，已经没有余力对百济进行军事援助。

史料记载，大唐出兵百济之际，日本大和朝廷接见了高句丽一支多达百名成员的使团，并与之进行了紧急磋商。这支使团直到百济战争接近尾声才离开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的最终出兵，与高句丽的居中斡旋、怂恿也不无关系。

当时的日本大和朝廷没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国东北方向与虾夷人作战，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断扣留。大唐朝廷已经清醒认识到，使团作为一种合法的情报搜集机构，很可能会对唐军推动百济战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高句丽与日本之间隔有新罗、百济，日本没有任何借口以陆上途径出兵协助高句丽。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经开始秘密赶造运兵船只。

平定百济的捷报很快传至洛阳城，大唐高宗及帝国上下对苏定方的战绩感到由衷欣慰。

百济战事的顺利结束对于整个帝国意义重大：

第一，大唐在隐忍多年之后在帝国东北方重塑国威，为属国新罗洗雪国耻;

第二，清除新罗反抗力量，也就意味着割据政权高句丽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这将为接下来平定高句丽的战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意味着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愿将在高宗时代得以实现，辽东作为中华帝国神圣不可分割之地将再一次回归到中央政府怀抱。

8月，高宗皇帝下诏，“赐天下大?三日”，以示庆贺，并于中秋之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常，对于唐朝人来说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间，李靖将军征讨匈奴得胜，即于中秋节凯旋长安城。

为解决百济战后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诏，将百济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设为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不详)五个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辖熊津、东明、带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后来又将五个都督府全部合并为熊津都督府。从此，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在法理和事实上彻底成为历史的烟尘，其领土终于划入大唐版图。

与此同时，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全权负责原百济地方的军政事务，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9月，苏定方将军从朝鲜半岛经由海路而后陆路回到东都洛阳。

原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内的十三名王族成员，七百余名原百济高官、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名原百济上层人士，也被带回大唐。

数年之前，百济一意孤行，与高句丽合作，攻占新罗大片领土，对百济王室来说，唐高宗那句“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犹在耳旁。

高宗皇帝对百济王室进行了一番象征性训斥之后，进行特赦，并给予高规格的政治礼遇，这批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百济籍人士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内。

不久之后，扶余义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别下诏赐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并特许其旧臣送丧赴哭。扶余义慈被葬在大唐名将秦叔宝墓旁，唐朝人为其树碑立传。

日本使团在唐军平定百济捷报传至朝廷一个月后被解禁，在洛阳则天门，他们目睹了苏定方押解旧百济王扶余义慈等贵族成员班师回朝的情景。随后，日本使团离开洛阳，顺着西南季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苏定方归朝之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领一万唐军驻守泗?a城，暂时代理新罗军政事务，新罗方面则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领七千新罗兵马配合镇守。

王文度作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时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龙朔。

李唐王朝的辉煌其实绝不限于贞观、开元这样的经典时代，显、龙年间也是一个不失铁血与尊严的伟大时代，甚至有其特别的神韵和内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后，仍有海外着名李姓华人取名为“显龙”，这蕴含着一个深刻理解祖国历史的后人对其祖先的深沉怀念。

“龙朔”这样一个华丽威武的新年号并没有给当时的一位将军带来好运，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战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被除名为民，后复拜左卫郎将——他却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随着百济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济虽然只能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名词存在，但这里还不太平，不仅不太平，这片土地还将见证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将军刘仁轨登场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后奉诏任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这位平民将军生于隋朝末年，身处乱世家境贫寒，但“恭谨好学”，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在地上书写，读书涉猎广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后，新政权给了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机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将。

现在看来，刘仁轨将军当为千年以来“中国抗日第一将领”，这不仅是因为刘将军是第一位对日作战的中国将军，更是因为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次经典的对日完胜战役。这位将军是幸运的，他身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这就形成了以大唐“百济郡公”扶余隆与伪“百济王”扶余丰抗衡的局面。

孙仁师部在德物岛(今韩国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部突破到达泗?a城。他所选择的登陆地点倭济联军布防薄弱。

孙仁师部出其不意，越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并于当地大破守备日军，初战告捷。

此后，大唐中央政府将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易名为“平倭”县，并树碑立传，以纪念这场成功的登陆破袭战。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12月，大雪纷飞。扶余丰以临时首都周留城为山城，远离田亩，不便经营农商为由，计划迁都避城(今属韩国全罗北道)。他的日本顾问团则认为避城与新罗领地之间的路程一夜可达，迁都此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周留城山高溪隘，易守难攻。扶余丰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执意迁都。

第二年早春，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2月，新罗军队攻取占与避城相接的四座要塞，新都避城岌岌可危。在新罗军的军事压制之下，扶余丰被迫再次迁回周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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