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斯河（Talas River）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地带，它在哈萨克境内自北向南流，至吉尔吉斯坦境内自西向东流。在塔拉斯河河谷中游左岸的平原地带，坐落着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城——塔拉兹城（唐朝文书翻译为「怛罗斯城」），其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争，交战一方为镇守西域的大唐名将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另一方是将领齐亚德统帅的大食军队，史称「怛罗斯之战」。

一、「遏制」与「扩张」的角逐

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公元前119—前120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时，曾派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开展外交活动，使中国对尚未到达的阿拉伯地区有了初步了解。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条枝」的记载，当属中国有关阿拉伯地区最早的记述。在经过王莽新政时期，双方关系的短暂断绝后，东汉又恢复了与条枝等阿拉伯国家的联系。

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正式向唐派遣使节开始，贸易与朝贡一直是两大帝国交往的主线。发生于天宝十年（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似乎是两大帝国之间长期和平交往中的一次偶然的、不和谐的摩擦。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怛罗斯之战源于十姓诸胡的「石国」因「无藩臣礼」，唐将高仙芝遂对石国以武力征服，激起西域诸国的不满，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致使「仙芝大败，士卒死亡殆尽」。但当将这次历史事件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去考察的话，会发现其是日益崛起的大食在向中亚扩张过程中，与唐王朝之间利益碰撞的直接后果。

有学者认为，「怛罗斯之战正是唐朝遏制大食政策与大食河外扩张政策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总爆发」。

（一）唐朝对中亚的统治

唐初对中亚粟特地区的控制是在对突厥汗国的战争中逐步实现的。自6世纪中叶至7世纪40年代，西突厥陆续征服了天山南北诸国，其鼎盛时期的疆域，东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与东突厥为界，西南抵末禄河（今阿富汗穆尔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西北面沿里海北岸到伏尔加河流域，西面以里海东岸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北面沿巴尔喀什湖北岸一线一直延伸向咸海以北。

东突厥在征服契丹、室韦等族之后，疆域东至大兴安岭以东，西抵金山，占据蒙古草原大部分地区。

在唐王朝扫平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之后，立即将矛头指向北部的突厥汗国。629年，唐太宗趁突厥内部分裂，派兵攻打并灭亡东突厥，将其部众南迁。随后唐军兵锋指向西突厥控制下的西域地区，657年，唐灭西突厥汗国。在此之后，唐朝又分4次，逐步在西突厥故地通过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的方式，确立起对西域的统治秩序，原属汗国的中亚诸胡转而臣服唐朝，大多数中亚地区都被纳入唐王朝的版图。

总体来说，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次。

第1层是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的州县统治区，这里是唐朝统治最为严密的地区，

第2层是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羁縻统治区，在此区域，唐朝广泛设立羁縻府州，驻有重兵，成为其控制西域的武力后盾；

第3层是唐在西域各地的属国。这些属国名义上是唐朝的羁縻府州，但唐在此不设汉将镇守，也对这些地方没有直接的保护责任，它们与唐王朝保持属国性质的朝贡、册封关系。

由此可见，唐朝在上述三个地区的管理模式分为「统治—控制—影响」三个层次。由伊、西、庭州向西，唐朝的影响力是逐渐递减的。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的怛罗斯之战，是因唐朝属国石国而起，战场也在属国地区，而这里正是唐朝在西域势力最为薄弱的地区。

（二）大食在中亚的扩张

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波斯作为大食帝国和大唐帝国之间的屏障，前者以此为突破向中亚纵深扩张，后者以此为据点捍卫其在中亚的权益。651年萨珊王朝灭亡后，两大帝国进入了疆域上的直接接触阶段。

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大食延续了对外扩张的势头。663—671年阿拉伯人征服呼罗珊（今伊朗高原东北部）之后，将中亚划入伊拉克省区，设立呼罗珊总督进行管理。673年，阿拉伯人以此为据点，派兵越过阿姆河，在30年的时间里，3次进攻河中地区，将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布哈拉地区。

705年，阿拉伯统帅屈底波被哈里发瓦利德任命为呼罗珊总督，其以末?（今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为首府，连年出兵，拉开了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新阶段。

至72019年，屈底波先后攻占塔什干、费尔干纳、布哈拉、撒马尔罕、花拉子模等地，已基本完成了对河中地区的征服。随后屈底波开始着手建立对中亚的直接统治。

其一，与当地首领签订合约，规定每年需要缴纳给阿拉伯帝国的赋税，以及需要承担的劳役兵役；

其二，将出征的部分军队长期驻扎在新征服地，作为机动部队应对当地的反抗。并积极鼓励阿拉伯人移居中亚，与当地人混居、通婚；

其三，以武力为后盾，借当地贵族地主之手实施统治。737年，大食军队在朱尔占战役中歼灭突骑施军。随后大食铁蹄纵横中亚，740年前后，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实际上已经被大食所征服。

大食在中亚的势力扩张和统治策略，直接导致其与大唐帝国的接触。阿拔斯王朝（750—1256年）建立的第2年，即751年就爆发了怛逻斯之战。它是唐朝和大食两大势力在中亚角逐、两大帝国在中亚地区势力消长的必然反映。

二、怛罗斯之战的始末

（一）战事前奏

大食崛起之后，为了谋求大唐帝国对西域属国的统治权，遂与吐蕃联合排挤唐朝的势力。8世纪初，唐朝与大食之间发生了两次间接的军事冲突，成为了怛罗斯之战的前奏。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72019年，是涉及拔汗那王位的问题。战争由大食和吐蕃挑起，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而是利用傀儡政权进攻拔汗那。张孝嵩率军攻陷阿了达傀儡政权，一路向西，攻克百座城池，中亚粟特康国、石国等遣使归顺。第二次冲突发生在72019年，是有关保卫安西四镇的战事。

大食和吐蕃联合兴兵，欲夺取唐朝在西域的安西四镇。唐安西都护发三姓葛逻禄兵，击溃了突骑施、大食和吐蕃兵。

由此可见，以上两次冲突都由大食挑起，但在具体的战事中，两大帝国并未兵戎相见，之后也并未即刻引发大规模战争。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亚粟特地区的权益上，大食与大唐已是水火不容，两次间接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怛逻斯之战的预演。

（二）石国危机

怛罗斯之战因石国而起。石国是中亚的一个小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658年，唐朝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为都督，石国成为唐朝的属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

72019年，唐封其君为石国王。740年，石国因帮助唐讨伐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唐又册封其君为顺义王。742年，唐册封石国王子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但其后双方关系发生了转折。

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无蕃臣礼为由，率兵讨伐。石国王自知不敌，请求投降，并得到了同意。但随后高仙芝却趁石国放松警惕之际，率军偷袭，俘虏石国王，斩于阙下，并屠杀老弱，掠走青壮年，抢劫大批名马宝玉。这使得高仙芝在西域的信誉大打折扣，唐军的名声也一度降至谷底。

石国王子逃到中亚诸国，告仙芝欺诱贪暴的罪状，诸国大怒，潜引大食欲共同攻克四镇。石国王子向阿拔斯主帅艾布·穆斯林请兵，要求助其复仇。白寿彝先生指出：「怛罗斯战役之所以发动，是由于高仙芝于唐在西域势力之渐趋实质上的衰落中，未能认清其处境，而对于一个不恭的胡国，超过适当的限度，采取了过分的行动之故。」在这种情况下，怛罗斯之战一触即发。

（三）战场交锋

有关战争过程，《资治通鉴》记载如下，「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四）仙芝溃败

怛罗斯之战的结果，是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一直在侧翼为唐军掠阵的葛逻禄部的背叛，使得高仙芝腹背受敌，犯了军事上的致命伤。在面对齐亚德率领的数万救援部队时，拔汗那骑兵部队的奔逃，不仅造成道路堵塞，更是影响了军心。

除了反叛的葛逻禄部众3000余人、数千战死在沙场的士兵、1万多攻城部队成为俘虏，只剩约4000唐军成功撤离，返回安西。高仙芝被朝廷调回京城，授开府仪同三司，任右羽林大将军。封常清被推荐为「安西副大都护」，在其治理下，安西都护府迅速恢复了巅峰实力。

怛罗斯战役之后，中亚的昭武九姓与唐的关系大致分为3类：

第一类是拔汗那，大唐的忠实拥护者，安史之乱中还曾派兵参与平叛的战争；

第二类石国、曹国、安国等，虽然战争由其挑起，但在战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大食，依然选择亲近唐朝；

第三类是葛逻禄，因战时背叛唐军，其在战后一方面接受大食的赏赐，另一方便并没有和大唐切断交流，752年曾两次向大唐遣使进贡。

在大食与大唐中间寻求平衡点的葛逻禄，于9世纪成为中亚第一强国。其疆域以七河流域为中心，一直延伸到费尔干纳盆地，与大食、吐蕃接壤。当今乌兹别克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的一部分，大都是葛逻禄后裔。

三、西进的造纸术与东传的伊斯兰教

怛罗斯之战后，中亚的政治格局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食没有乘胜东进，也没有改变对唐朝的政策，一直保持双方间的友好往来。中亚诸国也依旧处在两大帝国势力之间，当其遭遇大食进攻之时，仍然寻求唐朝的保护。

唐朝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亚，其仍然册封诸国。这场战争也没有导致两大帝国关系的恶化，不仅阿拉伯商人入唐经商未受影响，甚至安史之乱时阿拔斯王朝应唐玄宗的请求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史实证明，唐食关系更为密切了。

怛罗斯之战的真正影响和意义，莫过于文化方面。大批唐朝士兵因战败被押往阿拉伯地区，这批人中间有画匠、织匠、金银匠、造纸匠等。大食人组织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出货之后，因其纸质细腻而驰名远近，许多使用过这种纸的人都用它代替原先笨重粗糙的书写工具。

754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从撒马尔罕招来唐造纸匠，在首都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建立大规模的造纸厂，供给全国所需，并运销到了欧洲，这标志着造纸术从中亚传到了西亚。9世纪末，造纸术传入埃及，取代了传统的莎草纸。

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造纸术又经埃及传入利比亚与摩洛哥，随之传入西班牙。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开设的造纸厂是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厂。至19世纪初，中国造纸术跨越各个大洋，传遍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而这一传播则缘起于怛罗斯之战中的唐军战俘。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不仅引发了大食和欧洲的「纸张革命」，更对阿拉伯和欧洲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欧洲人之所能从黑暗的中世纪跨越到启蒙时代，造纸术的传入功不可没。

从唐朝的角度上观察，怛逻斯之战带给中国的收获当属杜环的《经行记》。杜环作为被大食军俘虏的战俘之一，他历行大食各地，至762年才从南海回国，他所著的《经行记》记录了一系列奇特的异域经历。

他在阿拉伯帝国居留并游历了10余年，对于伊斯兰教教义已经有相对深入和正确的认知。《经行记》中有关伊斯兰教信仰、礼拜、斋戒、饮食禁忌和妇女戴面纱的风俗等记载，「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而「这也可说是怛罗斯战役给予《经行记》作者以这样有利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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