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得到益州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整和跟随自己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与本土的豪强宗族这两大势力的利益，以便为已所用，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荆州集团代表人物之一，已经阵亡的庞统在入川之初就和刘备说过“荆州荒残，人物殚尽……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所出必具，无求与外，今可权借以成大事”，这说明荆州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四战之地的荆州，他们把目光伸向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而这也是符合当初诸葛亮的隆中战略的。但是随着大批荆州官僚的进入，势必引起两大集团的碰撞，如一开始“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且客主之谊，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就是明显的例子。法正虽然是支持刘备入川，但是在本土豪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看到了这种不满所蕴藏的统治危机，所以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也确实是如诸葛亮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对地方豪强一味的妥协只会走刘璋政权的老路，但是根本的利益冲突才是矛盾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刘备虽然号称仁义之师，不过为了褒奖戎马半生的荆州集团，还是“时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由赵云劝谏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有些纵容属下“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竟取宝物。”结果导致“军用不足”。然而刘备不仅没有制止暴行，还采取刘巴的计策“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以合法的政府经济手段来搜刮地方豪强的囤积多年的财富，尤其是“铸直百钱”，简直就是对地方土著豪强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以至“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虽然刘备也实行了诸多怀柔政策，如和豪强联姻，许以高官等等，但是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尤其是刘备所制定执行的一系列火上浇油的政策决定了中央政权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无法彻底得到解决，一旦中央政权出现危机，地方必然会出现波动，甚至有可能依靠自身发展多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对抗。矛盾虽然是无法避免和从根本上解决的，但是其激化程度以及贯穿于蜀汉政权始终的政治现象的确实是蜀汉地方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地方宗族武装之反抗
中央和地方虽有权利之争的矛盾，但是还是有着包容之处的“封建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还公开或默认宗族团体自己实行调处权和制裁权，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宗规与国法共同源源于礼制规范，宗规与国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法与族规的相辅为用，乃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论的具体体现。”而且自西汉以来地方宗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王莽的篡权以及东汉的建立都有当时地方宗族豪族的身影，刘秀册封的“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地方大宗族领袖，而在东汉末年宗族武装对于平叛黄巾起义也起着重要作用，并且纷纷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魏蜀吴的政府首脑人物以及袁绍等曾经名噪一时的割据军阀背后都有宗族豪强的人力物力支持，已经进入中央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有多大程度的和平共处决定了其政权能否长治久安，遗憾的是以刘备为首的外来势力在进入益州本土后，对于本土宗族豪强的处理方式与刘璋时代相比有些矫枉过正，打压过度而欠沟通，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长期对峙，造成两败俱伤。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双方共同造成的。
首先作为中央政权，如前面所说的，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而对地方豪强打击剥削为主少扶植利用的话那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一点随着经济的复苏作出调整，其影响是暂时的，其手段也是必须的，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大量吸取刘璋旧臣而冷淡地方豪强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分化了益州上层氏族与地方宗族则是不可取的，无论是法正还是许靖，董和，刘巴等人都不是纯正的益州豪强在中央政府的代表，而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而率领宗族入蜀，也是属于外来势力。刘备政权保存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错，但是他不应该忽视真正的本土豪强的需求，廖立，杨洪，费诗，僬周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却根本就不是实力派掌权人物，更多的是一种粉饰和摆设，充其量也就是一郡之首脑，如兢兢业业的吕凯（永昌不韦人也）终其一生也就是云南太守“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这就使得他们感到了失望，再加上刘备的强权政策与软弱的刘璋政府完全不同，使地方宗族昔日风光不再（廖立之没落结局“终徙所”就是本土豪强集体政治失意的缩影）。逆反抗拒心理进一步增强。也使得他们更多的采用了对抗的手段。而对抗的结果就是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丧失了和解的可能。“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本来刘备东征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荆州集团继关羽败亡后再次遭到重创，益州上层氏族也损失不小，带来了权利真空，如果地方宗族能够审时度势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以获得利益的好机会，遗憾的是由于积怨太深，地方豪强以为时机以到，于是选择了武装反抗，结果率先起事的黄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落得个“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的下场。其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不久之后刘备托孤时依旧维持了先前的政治路线，蜀汉政权由原两大势力的代表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把持，而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地方宗族势力在中央政权中仍然没有话语权人物。在这一次直接冲突中是没有赢家的：地方豪强的轻举妄动丧失了来之不易的政治主动权；中央政府对地方豪强进一步不信任，更坚定了排挤打压为主的政策，为日后的人才断档危机埋藏下了伏笔。在黄元事件后，地方宗族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建兴元年夏，太守朱褒拥郡反”而且“南中豪率雍垲踞益郡反，附于吴”，使得蜀汉政权实际控制区域不足一半，但是诸葛亮计高一筹“遣尚书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使得其外援被斩断，然后亲自南征四郡，不到半年就平定了这次叛乱。不过诸葛亮从屡次的骚动事件中感觉到一味的镇压不足以长治久安，也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欲以安之”，在平南过程中又“攻心为上”，使南方豪强代表孟获声明“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已”而且在平叛之后又“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错误的政策，缓解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是中央政府根本的思路方针并没有变化，诸葛亮时代延续的还是刘备时期的思想，看中的还是地方富裕的物质资源，诸葛亮平南之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就是明证，地方豪强依旧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政治上仍然是处于弱势地位，为中央政府提供日常及战事开支是其主要使命。结果时间一长，再度失望的地方豪强们又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尤其是在后诸葛亮时代这种反叛频率也越来越快，而蜀汉政府也失去了诸葛亮执政时的耐心（威望也不够），只是一味的武装镇压。其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地方豪强不仅没有争取到与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反而进一步蒙受了损失；中央政府的粗暴单一镇压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自身也损失不小“延熙三年，向宠征汉嘉蛮夷，遇害”“云南太守吕凯……会为叛夷所害”“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属国夷民反”“延熙十三年涪陵豪族徐巨反”等等，这都使得原本就最弱小的蜀汉政权更加衰弱下去。最后在邓艾兵临城下时，作为在益州纯正本土代表之一的僬周（巴西西充国人也）发表了“若至南方，外当踞敌……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的言论之后，中央政府的象征人物??刘禅在“罗宪以重兵踞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的情况下选择了开城投降。
三两败俱伤的对峙
无论是刘备刚刚进入益州时期还是诸葛亮以及后诸葛亮时代，蜀汉中央政府的地方政策都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个别特殊时期，中央与地方宗族基本上处于对峙状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一定武装的地方大族迟迟无法在中央政府有他真正的利益代表，蜀汉政权又以经济剥削为主，使得武装冲突时时发生，一直持续到蜀汉末期。邓艾兵临城下，刘禅拒绝依附东吴和逃到时刻暗流涌动的地方宗族势力那里寻求支援和东山再起，就这样，缠绕了蜀汉政权近半个世纪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武装之间对抗的梦魇在它灭亡的时刻结束了。地方豪强们虽然得到了解脱，但是失去了几十年的宝贵发展时光，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为自己在某几个阶段的错误判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主要的责任还是要由蜀汉中央政府来负责，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地方宗族的实力和丰厚的人力资源，而只是关注到最表层的经济利益，简单粗暴的管理和鼠目寸光的经济掠夺虽然在短期内聚敛了大量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地方宗族的激烈的反抗所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种内耗造成了蜀汉政府后期统治基础薄弱以及人才资源的匮乏的局面，从而付出了亡国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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