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倘若仔细察阅裴注，就不难发现，裴松之实际上是注意到了这个故事的。裴注不但辑录了这个故事，而且其所注引的记载较之《幽明录》诸书更为原始，之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没有提到孙钟的人名而已。《三国志·孙坚传》裴注引《吴书》相关记载如下：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吴书》中没有提到孙钟，但数种说法中差不多都有提到孙家“祖坟冒烟”的事，其中《宋书·符瑞志上》与韦昭《吴书》对比，所记部分内容简直一字不差，都写的是“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以此推之，笔者认为诸说应出同源，当然，刘敬叔的《异苑》的记载较为另类，权且不论。《吴书》的作者韦昭是三国时东吴人，比刘义庆等人早了上百年，《吴书》所记显然更为原始。但与后世诸说相比，为何《吴书》中只记载“祖坟冒烟”之事，而缺失了孙钟种瓜遇神的故事呢？参考诸说异同，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孙钟此人，这个传说的原始形态就是如《吴书》中所记，后世诸说均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造并创作出孙钟这个主人公来；另一种可能则是孙钟确有其人，但《吴书》出于立场考虑，认为不便直书孙坚祖上是瓜农，故而略去了“孙钟种瓜遇神”之事，而只保留了“祖坟冒烟”的故事。二、孙钟其人既然诸说同源，而《吴书》最早甚至可能是故事的原始出处，那么我们不妨以《吴书》的记载为基础并参考后世诸说，分析一下孙钟的身份，究竟是孙坚的父亲？祖父？还是更早的先祖？当然，这个分析的前提是我们认为孙钟确有其人。按《吴书》所记，在人们发现孙氏“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之后，“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再后才“母怀妊坚”，孙坚出世。所以这些故事里的“冢”，也就是神仙指点给孙钟的那个葬地，肯定不会是孙坚父亲的，否则父亲已然安葬，母亲何来身孕？这个“冢”，显然是孙氏更早的先人的（至少也得是孙坚祖父的），可以说是孙家的祖坟。故事里的那个“冢”，那个神仙为孙钟指点的葬地到底葬的是谁，其实无非三种可能：孙钟的父亲、孙钟的母亲，或者孙钟本人。笔者认为，按常理，这个“冢”不应当属于孙钟早已过世，已然入土安葬的父亲（否则就得挖祖坟，迁坟）；而对于父系社会来说，祖宗保佑通常指男性，因此这个“冢”也不应当是与孙钟相依为命的母亲的。说到底，这个“冢”只可能是给孙钟自己的，关于这一点，《异苑》的记载可以作为旁证。
《异苑》中记载的故事虽然与《幽明录》诸书所记不尽相同，但却明确说了那个葬地是孙钟的，并且孙坚在孙钟的墓地里受到了神仙的指点。因此，笔者认为，这个传说的原始版本中，神仙为孙钟指点的葬地，是给孙钟本人的，如果这个“冢”是孙钟的，而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冢”从逻辑上不可能是孙坚父亲的，显然，“坚之父”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且笔者以为，《异苑》中的故事之所以有异于诸书，极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在坚持“孙钟是孙坚父亲”和“墓地是孙钟的”这两大前提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与“母怀妊坚”之间的逻辑矛盾，在两难之下，不得不进行修正，于是删去了“祖坟冒烟”的故事，又另编了一个“喻指长沙”的故事补上去。既然“坚之父”的说法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即孙钟不可能是孙坚的父亲，那么，孙钟会是孙坚的祖父吗？笔者认为，古汉语虽然简洁，但事实上也尽量避免造成歧义，在《三国志》和其它古人的著作中，其实都是清清楚楚地写“祖父”，而并不会将“祖父”略写作“祖”。所以，笔者认为，“坚之祖”的意思，并不是指孙坚的祖父，而应当是指孙坚的先祖。于是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这个传说是讲孙坚的先祖，他因为至孝笃信、乐善好施，受到上天的嘉奖，得以泽被后世，自孙坚始，富春孙氏逐渐兴旺显达。三、孙武之后尽管孙钟很有可能是孙坚的某个先祖，但由于他实在是藉藉无名，所以无论韦昭修《吴书》还是陈寿作《三国志》，显然都不会有他的位置。这样一来，在编史时，孙坚仍然要面对世系不明的尴尬，并且这个尴尬的问题，事实上也终于没能得以解决。面对这个问题，陈寿在《三国志·孙坚传》中，只是以一句“盖孙武之后也”草草掩过。所谓的“盖孙武子之后”，显然是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原因就在于，三国魏晋时期的史料，确实无法证实孙坚究竟是否孙武之后，不仅如此，除了鲁迅《古小说钩沈》所载唐人李翰《蒙求注》中《类林杂说》七引《幽明录》外，绝大多数有关孙钟的传说中，都没有提及孙钟系孙武之后。也就是说，在唐以前，人们对孙坚（以及孙钟）与孙武的关系，均持审慎态度。这里需要提及一下的是，其实不仅是孙坚，就连名震天下的兵圣孙武，在历史上也是个世系不明的人物。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讲，陈寿《三国志》对孙坚世系的处理，是理智并且负责任的。但在一个有着强烈“祖先崇拜”传统的社会，这显然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于是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件不可思议却又合乎情理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宋代，孙坚的世系竟然一扫昔日“模糊”的面貌，而变得“清晰”起来。
在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一书中，有关孙氏的资料尚较为原始，但到了宋代，在欧阳修等人所修《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孙家的世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孙武的世系变得一清二楚，而且自孙武到孙坚这一段的世系也被修得一清二楚。这个横空出世的孙姓世系，在其后的上千年中成为主流，虽然历代学者对此均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直到近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个世系所发出的质疑声才变得越来越大。质疑的结果是，不仅孙坚与孙武的关系成问题（孙膑与孙武的关系也是大有疑问的），连孙武本人的身世也大有悬疑，由于这些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所以笔者在这里也不准备作过多的纠缠。倘若一定要追问孙坚究竟是不是孙武之后，个人认为，仍然要回到陈寿那句“盖孙武子之后”来。按《史记》之说，孙武原本齐人，后为吴将，为吴国兴起立下了大功，除此之外，各种史籍资料对孙武的生平，尤其是他的生前身后，并没有太多记载，或许唯一能让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越绝书》。据《越绝书》记载：“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倘若孙武确实终老于吴，而孙坚恰恰又是吴郡富春人，这的确很容易使人在二者之间产生某种联想。另外，从现有史料看，在孙武甚至更晚的时期，吴越一带似乎没有其它孙姓氏族，考虑到秦汉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度，姓氏迁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中原和荆楚地区的孙姓迁入吴越一带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应该不是特别大，似乎也未见到相关的史料记载。综合多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孙坚作为孙武的后人，其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当然，“可能”终究是可能，面对孙氏源流众多（笔者所知的，战国以前大约就有七个姓源）、相关史料又相当溃乏的状况，想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个明确的判断，确实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的诸多可能性，陈寿在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情况下，只好用了一个“盖”字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盖”，尽管不是很肯定的语气，但却表明了作者的一种猜测，尽管陈寿作此猜测的理由，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作为著史者来说，这种猜测绝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四、孙坚家境前面已经提过，《三国志》全文及裴注，均未提及孙坚先人名讳、官爵。裴注引韦昭《吴书》中说“坚世仕吴”，有人认为这种说法系撰者虚饰之辞，不足为信，但陈寅恪先生却根据“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认为“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演讲录》）。
尽管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有不尽相同之处，但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论实有阐奥发微之效。笔者以为，孙坚得以“少为县吏”，依汉末社会形势看，则其家境应不至过于微寒，甚至在乡里还应当略有威望。而“坚世仕吴”从另一角度看，正说明孙氏一门未出朝臣大员，至多不过郡县百石之吏，由此观之，《吴书》云“坚世仕吴”则未必虚饰之辞，其遣词用句，言简而意赅，诚不失史家风范。当然，《吴书》中所云“冢上数有光怪……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之事，则显然是附会神异之说，但考虑到时代特征，亦不足为奇。尽管《吴书》、《幽明录》等书记载的有关孙钟的故事有相当程度的虚构，加之语焉不详，能说明的问题也很有限，但细细品读之后却会发现，其实这类故事恰恰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孙坚的家庭或家族背景。首先，当人们发现孙家“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之后，乡中父老都说“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既然说“孙氏其兴矣”，反过来理解，那便有之前孙氏未兴之意，正与“坚世仕吴”相符；其次，种瓜为生，虽然并不显达，但至少还算是良家，并且说到孙钟时，差不多都提到他“至孝笃信”，孙钟热情款待幻作凡人的司命，也称得上是“乐善好施”了，这些都是难得的优秀品质，也算是为孙氏的家风作一个注解吧。另外，《吴书》说孙坚出生后“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似乎又在暗示其性情有异于其父母。这一点从孙坚与父亲去钱唐途中遇到海贼的经历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在孙坚要求击讨海贼时，他父亲却认为这种事“非尔所图也。”，而当孙坚智退海贼并“斩得一级以还”后，其父的反应是“大惊”，这就足以看出两人的个性有较大差异。我们从孙坚的性情，便可反过来推测其父亲应当是个较为本分的人，这一点，从孙坚和他的孪生哥哥孙羌的表字就能看出来，一个叫文台，一个叫圣台，拿“文”和“圣”对比一下孙策、孙权名字中的“策”、“权”、“符”、“谋”，这种反差，是显而易见的。按《三国志·孙坚传》的记载，孙坚智退海贼之后“由是显闻”，说明在此之前，孙坚名头不响，而象他这种年纪的青年人，如果是世家子弟，则应当是以知书达理而显名的，这就说明孙坚绝不是那种名门望族，甚至连陈寅恪先生所称的“不以文化见长的次等士族”也算不上。笔者认为，孙坚家应当属于当地的富农阶层，受教育程度虽然无法与世族大姓相提并论，但比穷苦百姓又要高出一筹。尽管世代向往着跻身官场，但由于先天不足，只能勉强在基层混个百石小吏。我们从《三国志·孙静传》中“坚始举事，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来看，孙氏族群在当地是有一定的规模的，这可能也是孙家虽然一直没人做大官，但尚能保持“世仕吴”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孙坚的父辈、祖辈时，富春孙氏还只是当地较大、较富庶的族群的话，那么，随着孙坚的崛起，富春孙氏便逐渐跻身于地方豪族之列，但仍不能以士族视之，笔者认为，直到孙权时代，王权光芒之下的孙家才能称得上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以文化见长的次等士族”。（正文完）附：孙钟故事诸说孙钟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性，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三人临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接见之厚，欲连世封侯，欲数世天子。”钟曰：“数世天子故当所乐。”因为钟定墓地，出门悉化成白鹊。一云，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三国志》裴注引韦昭《吴书》）孙锺，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诣乞瓜，锺为设食，临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报。此山下善，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而数代天子耶？”锺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顾，见我去处，便是坟所也。”下山百步，便顾见，悉化成白鹤也。————（《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孙锺，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有三少年，容范嘻丽，诣锺乞瓜。受乐尾，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临去曰：“我等司命，感郎见接之厚！”送出门，三人曰：“山中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为数世天子。’”锺曰：“数世天子！”言讫，悉化成白鹄。————（《太平御览·卷九七八》引《幽明录》）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
————（［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志上》）孙钟，吴郡富春人，坚之父也；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瓜熟，有三少年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引入庵中，设瓜及饭，礼敬殷勤，三人临去，谓钟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为数代天子乎？”钟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顾。”钟下山六十步，回看，并为白鹤飞去。钟遂于此葬母，冢上有气触天。钟后生坚，坚生权，权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为晋所伐，降为归命侯。————（鲁迅《古小说钩沈》辑录《幽明录》）孙钟，吴郡富春人也，孙武之后。钟种瓜为业，瓜初熟，有三人来就乞瓜。钟遂引三人入草庵，设饭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讫，谓钟曰：“蒙君厚恩无披也，请视君葬地。”遂将之上山，谓曰：“欲得世世封侯数世天子？”钟曰：“诺。”遂指一处可葬之。三人曰：“我等是司命。君下山百步勿反顾。”钟三十步，回首见三人化作白鹤飞去。钟于指处葬父母，冢上常有紫气属天，漫延于地。父老曰：“孙氏兴矣。”钟生坚，字文台，仕灵帝，为破虏将军，长沙太守。坚生权，字仲谋，汉末据江东，建立为吴，天子都扬州，号建业，后都武昌。权生亮，亮生林，林生皓。皓为晋所伐，皓降晋，武帝封为归命候，果四世天子为主。孙权号太皇，亮被废，林为景皇帝，皓为后主皇帝，相继六十八年。————（鲁迅《古小说钩沈》载李翰《蒙求注》中《类林杂说》七引《幽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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