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西进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屠杀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动乱，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辑”后，将司徒杨彪等人就地免职。事到如今，百官们噤若寒蝉，只得窝窝囊囊地任由董卓胡来。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谈到，迁都令一发，整个都城立即被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中，民众刚一出城，董卓的部将就将洛阳城外方圆百里之内，烧得寸草不留。董卓还亲自带兵将南北所有的宫殿、宗庙、府库、甚至普通百姓的住家，全部毁坏并焚烧，随后大耍强盗加流氓的手段，以各种罪名将富商们的财产尽数没收，杀害无辜不计其数，洛阳城外200里已绝人迹。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迁都途中，被大军押送的数百万民众，扶老携幼行动缓慢，董卓见到他们如此拖泥带水，立即下令以“步军骑兵”进行驱赶。由于人数众多，大家不及避让，导致人们相互践踏，加上饥饿，造成大量死亡，史书用“积尸盈路”描述当时的惨状。到了今天，如果用反人类罪告他，都不足以尽量其刑，然而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权在握、草菅人命的家伙，又何止一个董卓呢？　　董卓之乱后，造成的结果非常糟糕，中原一带经常出现饥荒，《后汉书·孝献帝纪》用“人相食”、“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来形容人们的饥饿程度。然而，这块还没有平静下来的土地上，刚走了一个董卓，又杀来了一位曹操。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举兵对徐州牧陶谦进行报复性(报杀父之仇)讨伐。打到彭城时，这里聚集了董卓焚毁京师时逃出的部分百姓，于是曹操遂起疑心，不由分说，将男女老幼数万人坑杀在泗水河边。因为被活埋在这里的人太多，以致造成河水堵塞。可怜这些吃尽董卓苦头的百姓们，最终又被曹操当作敌人，索去了性命。这些冤死者恐怕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要被剥夺生命。后来曹操攻取其他诸县时，都采取了屠城的手段，这些地方当时全部变为空城，连鸡、犬都被杀尽了。就是这位仰慕当年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曹操，为了自己的野心，不仅大发兵车，更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屠城。这位被载入文学史册的浪漫诗人、建安派诗风的创导者，在这个特殊的乱世里，为了自己的前程，充当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屠夫”。　　据动物学家分析，狗之所以会凶狠地袭击生人，是因为它们对生人产生了恐怖心理，咬人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充满恐惧和仇恨，是狗咬人的重要动机。所以，这些肆意杀人的家伙们，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疯狂而毫无节制的杀人行为。也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杀人；另一种就是被杀。如果你不想任人宰杀，就要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别人，这也是乱世出英雄的原因之一。　　战争与饥饿，造成空前的大逃亡，东汉末年有记载的逃亡者(包括失踪者)就多达300余万人。 class=’page’>上一页1
此后，相对平静的生活持续了1个多世纪，到了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又开始了一场延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在此，我们不作具体叙述，只列举几个片段和一些数据来说明战争的惨烈程度。　　战争刚刚进展两个多月，死者已达10万人。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成都王颖一同讨伐长沙王，斩杀六七万人。　　《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记载，河间王的部下攻入洛阳，大肆抢掠，死者万人。　　《晋书·惠帝纪》记载，同年十一月，被征召入伍的军人年龄，甚至降到了13岁。13岁(含13岁)以上的男子被强征加入正规军，很多未谙世事的娃娃兵，也随同成人一起在沙场中玩命，过早地体验人生最为恐怖的场景。同时，大部分奴隶也被充入军中。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儿童与奴隶，被迫走上战场，等待他们的，除了围绕他们头颅寒光煞煞的屠刀外，就是无尽的恐怖与痛苦。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他们的记忆里又能留下什么？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记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河间王?的部将张方，掳掠洛阳官家、私人的奴婢万余人，向西撤退。由于军中缺乏食物，难耐的饥饿，终于使得这些堂堂的职业军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吃人”活动！此时，“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在这些饿疯了的军人中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开始大开杀戒，用人肉夹杂牛、马之肉一起煮食。具备强抢豪夺优势的军队，尚且靠吃人活着，那么，到处躲避战祸的百姓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八王之乱”结束3年后，晋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又开始了。　　永嘉三年(公元390年)自立汉国皇帝的匈奴人刘渊，与晋军将领在延津交战时，将3万男女沉河溺死。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我们前面提到的石勒大败晋军，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同年六月，汉将刘曜进入洛阳后，纵兵焚掠，部分皇家宫殿与官府建筑化为灰烬，3万人被屠杀，使得饥饿不堪的民众们，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同年秋天，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投降，战后饥荒，百姓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刘曜被晋军攻击兵败后，强行掳掠长安8万人口逃回平阳(现山西平阳)；这年冬，刘曜被晋将所败，被杀者尸体堆积数百里，整个山头都被血染成红色。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困长安，城内发生大饥荒，据说米与斗金同价。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是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　　西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续了7年，但残酷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汉人的政权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开始在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甩开膀子相互厮杀起来。这一场场发生在胡人之间，没有规则可言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足足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阶级仇”来形容，这就是被史家们称作“十六国”的时期，历史更是杂乱难述。但有一点是可信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人命被视为草芥，杀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70年后，满目疮痍的北方国土，才逐渐被鲜卑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北魏帝国，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此时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它后继的4个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杀人记录。梁武帝后期，侯景叛乱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祸灾难。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进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他的将领们，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军队进城后，将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并将藏书、文物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官员们由于挨饿，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鸟一样，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抱着一箱箱当年搜刮来的金银，伏在床边等死。全城被饿死的人超过14万。　　此外，侯景所部占据三吴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还大量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以换取银两。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广陵，将8000名俘虏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骑兵用弓箭射杀以取乐。广陵城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即刻变成一座空城。　　以上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战乱，已经足以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播下阴霾的种子，迫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世事的无常。这种感受，不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权的下层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们，也同样患有这类精神“焦虑症”。　　曹操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这种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②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④　　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帝国二把手，曹操生杀大权的实施范围，甚至涵盖他的顶头上司——汉帝国的皇帝。但对于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忧思难忘”，借酒解忧。被他欺凌得可怜巴巴的汉献帝，不知该做何感想？更不用说那些被他大肆屠杀的人们了。　　相对而言，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时时痛念那些因战乱、天灾而暴死的亲人，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将他们不幸的阴影投射到自己和后代身上。他们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惨的命运，这种愿望，在长期大战及连年的灾害之后显得更加强烈。　　传统的“方术”，在这方面满足了一部分大众的需求。从前面介绍的那些传统“方术”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安慰、救济死者灵魂、驱鬼降魔、预测生者未来、求得现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蛊”之术，还能满足弱势群体以弱胜强的心理需求。传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时虽然还没有太多的理论成分，尚混同于“方术”，但其思想当中，显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备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方术”背后，没有同情与关爱，它像一种单纯的“技巧”，不管你是什么人，想求得什么利益，只要你参加祭祀，按照方士们提供的程序去做，“鬼神”都会帮助你。神秘的背后，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们例行公事地完成义务——这很符合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以得到某种利益的传统心理。佛教的慈悲与人情味，却让痛苦不安的中国人多少体会到一点正义与平等。善恶有报的说法，也让那些需要得到同情与关怀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独立出来，随着佛教经典的慢慢丰富，佛教教理日趋明朗。　　东汉末年，刚刚形成的道教，很快被利用来投入到一场试图推翻汉政府的宣传与组织中去。太平道领袖张角及其集团，以“符水”、“咒说”治病，登高一呼，很快得到民间的广泛信仰，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他们利用阴阳五行及谶言等“方术”进行反政府宣传，让人们相信黄色的“土德”必然取代赤色的“火德”。经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蛊惑后，这一宗教体系，迅速转化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公元184年，孕育已久的黄巾暴动开始了。就在162年前(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时曾以“火德”自命，按照五行学说来解释，替代“火德”的应是“土德”。因此，张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以黄色为服色(被称作黄巾军)，代表将要取代东汉王朝的“土德”。但是，这场由“暴民”组织起来的暴动持续了几个月后，即宣告失败。　　道教也因这次暴动受到严重影响，一蹶不振。道教的紧急刹车，给佛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机：它开始向民间传播，经过三国时期，逐步发展成当时中国盛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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