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皇帝诛杀功臣，并非一般人印象中刚刚建立明朝就大开杀戒。明朝甫立，天下未定，屠刀首举之时，当为洪武十三年开始对宰相胡惟庸的下手，而当时之事，胡惟庸确有谋逆之心，论理该杀，同诛者也不过陈宁等几个大臣。所谓“胡党”大狱，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族诛三万多人。过了三年，朱元璋又兴“蓝党之狱”，借诛蓝王之名，族诛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功臣宿将，芟夷几尽。胡惟庸阴险，当杀，蓝王跋扈，也该死，至于株连的数万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老朱借题发挥牵扯上的。他们都比窦娥还冤。而且，诛死的四万多人，不是后人牵凿附会瞎添数，当时的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胡案）、《逆臣录》（蓝案）记载得清清楚楚，所以数字方面没有一点夸大。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乃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村学究，很快就成为老朱幕府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能在吴元年进入“中央”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坐直升飞机入京，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又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之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但老李由于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老朱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又起复他，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老朱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当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度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老朱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老朱又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人方面乃大老虎一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再不能当大官了。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果真最后把杨宪挤排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以曲谨当上（朱元璋）意，宠遇日盛”。洪武六年升为右相，未几又进左丞相。独相数年，老胡“生杀黜陟，或不奏（皇帝）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有）害已者（不利自己的奏章），辄匿不以闻。”于是，“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子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又以为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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