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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杖:朱元璋首创棍打官员屁股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明朝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高高扬起,轻轻地拍一拍;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往死里打。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对万历帝和张居正而言,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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