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歌颂刘基的才智过人,在危难之时,能神机妙算,当机立断。四是说明吉人自有天相助。其实,这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反而有损于刘基的形象。刘基是个“愚不可欺、弱不可凌、刚不可屈、媚不可随”,(刘基《官箴上》)“急难,勇气奋发”(《明史·刘基传》)的刚强者,怎么会贪生怕死而逃呢?所以,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万万不可轻信。二、看书中毒死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在打天下阶段,刘基与胡惟庸就有很大的矛盾,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欲任胡惟庸为宰相,刘基极力反对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刘基传》)胡惟庸对刘基怀恨在心,欲找机会谋害刘基。他知道刘基看书时习惯用手指沾口涎翻书,所以他暗地把毒药撒在书上。后来,刘基竟在翻书时中毒而死。这种传说旨在揭露胡惟庸的险恶狠毒之心。其实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因刘基无书不览,胡惟庸不可能在所有的书籍上都撒上毒药。即使在众多的书上撒毒药,那么中毒的何止是刘基一人呢?所以这种传说也是无根据的,不可信。三、胡惟庸使太医投药毒死这是在史书中有所载的。《明史·刘基传》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明史》这则资料可能是从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中来的。《行状》云:“先是,杨宪败后,汪广洋为丞相,未几而贬广东,乃相惟庸。公(刘基)乃大戚,尝谓人曰:‘使吾言不验,苍生之福也。言而验者,其如苍生何?’,遂忧愤而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公遂白于帝,帝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帝以公久不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为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这是一则最早、最可靠的史料,它写于洪武癸亥孟春,刘基是死于洪武乙卯四月十六,距刘基死后仅八年时间。黄伯生是刘基的同事,伯生说:“伯生辱在同郡,预诸生列,与公子琏、仲?相知最深。”(《行状》。琏,刘基长子,仲?,刘基次子)。伯生写这篇《行状》的背景、缘由是:“今公薨而琏殁,仲?与琏子?请录公遗事,因揖平昔所闻大略为行状。”(《行状》)这一权威性的史实,已无可辩驳地认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指使太医投药毒死的。胡惟庸是个十恶不可赦的杀害刘基的刽子手。虽然史实如此记载,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任何时代的史官、作家,都有其阶级的局限性,既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在记人叙事时必有褒贬、扬抑的感情。所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判,决不能带着任何条条框框,人云亦云。我认为刘基被胡惟庸指使太医投毒致死,不完全可信。
首先,刘基被胡惟庸指使太医投毒致死,不是黄伯生亲眼所见,而是“平昔所闻”(《行状》)。《明史》是说“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这只不过是听说或后人说而已。不是经过法医鉴定的,既无人证又无物证。其次,太医是谁、投的是何药物,而使“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没有记载。对此,我曾问过一些老医师,哪些药物吃了会使人腹中结石,他们都讲不出。《本草纲目》亦无记载。所以不能肯定“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是喝了太医的药而引起的。再次,刘基是个先知先觉、才智过人的人,他能知前三百年、后五百年的预言家。他与胡惟庸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和解的,那么在病危时,对胡惟庸派来的太医必有戒备之心,再说他对药学也是颇有研究的,怎么可能轻易服有仇之人的药呢?另外,六十三岁的刘基已是衰颓之身,根据史料看来他原来已有病,那时因“胡惟庸为左丞掌省事,因挟旧忿,欲构陷公,乃使刑部尚书吴云诛老吏讦公,乃谋以公欲求淡洋为基地、民弗与,则建立司之策”,“公入朝,惟引咎自责而已”,“遂忧愤而旧疾愈增。”(《行状》)。年迈之人,生病是很正常的,由于遭受构陷,心情忧闷,所以至洪武八年正月“旧疾愈增”,以致恶化,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刘基并非毒死,而是年老病死,属正常性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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