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国家机器的同时，为了扩大税源，保障剥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唐朝于武德七年（624年）实行了均田制、租庸调法，并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唐代的均田制，无疑地仍是维护和加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土地制度。唐朝统治者以永业田、职分田、勋田的名义，按官品、爵位、功勋的高下，分别授给贵族和官吏。多者万顷，少则六十亩。永业田“皆许传之子孙”。法令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永业田和勋田，限在宽乡请授，但也允许在狭乡买田以补赐田的不足。这就不难看出，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是培植封建地主的兼并力量，巩固封建政权统治基础的手段之一。

在分予地主官僚大量土地的同时，均田制也作出了丁男受田的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男丁给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工商业者，永业、口分田各给一半，但在土地少的狭乡不给。另外，还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和笃疾、废疾人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给口分田三十亩（若立户者给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僧徒、道士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女冠、尼二十亩。一般妇女、奴婶和牛不再列入受田的范围。此外，良口三口以下给园宅地一亩，三口以上者加一亩。贱口五口以下者给一亩，五口以上者加一亩。民户原有之永业田，在不变动私有权前提下，计算在巳受田内。实际上，对于民户并不是把土地按规定数平均分给农民，而是作为一种最高限额，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可能的调整。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唐代户籍残卷中，没有发现一户得到足量的土地。如户籍残卷中记载的常（同辩）才一家，按人口应受田一顷三十亩，而只授十八亩。

唐代均田制虽然是北魏以来均田制的继续，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特别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及唐代国家占有土地的减少，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产生了不少特点：第一，土地占有的等级规定，更加层次分明，多种多样。以民户而论，年龄、职业、家庭、身份、健康状况和区域（宽乡、狭乡）之别，都成为占有不同数量上地的根据。同样，官吏受田，单就永业田一项，就有二十个等级。因而，唐朝实行的均田制，是一种以贵族为主体的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虽然这种等级的土地所有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却是“明其经界，定其等威”的表现。根据这些规定，封建主有“优复蠲免”的特权。从唐朝初年那种“贵贱有章”，“车服田宅，莫敢潜逾”的封建等级秩序看，唐政府对于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是竭力维护的。第二，均田令规定“易田则倍给“所反映的二辅制、三圃制等耕地分区耕作法；工商户受田的规定，以及租赋征收粟、稻、绢、布、丝、麻等生产物的事实，说明了唐代前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仍比较低下，农业与工商业尚未完全分离独立，社会分工还未扩大。显然这种田制在唐初得以延续，是与生产力不甚发展，商品经济还比较微弱的状况相适应的。第三，“杂户”受田同于百姓，“官户”半给，奴婢、部曲和一般妇女不予授田。这种情况，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杂户”身份有所提高，待遇同于百姓。大量奴婢、部曲获得解放，数量日益减少，已无授田必要。官僚地主通过“均田”普遍获得大量土地，如前代通过奴婢或牛受田的办法，也无必要。第四，均田令中规定“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原则，既对拯救贫乏、缓和矛盾有一定作用以能维持唐朝的财政收入，防止农民逃亡，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第五，唐令规定允许买卖永业田或口分田。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地私有制发展和均田制即将崩溃的反映，它给土地兼并开了方便之门。

唐朝初年，十分注意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唐政府规定征敛赋役的原则是“务在宽简”。广大农民的主要负担是租庸调制，该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计丁征取。唐初规定每丁年纳“租”粟二石，随乡所出，输“调”绢（或绫、?）二丈，绵三两；若输布则二丈五尺，麻三斤。每年服徭役二十日；不应役者，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做“输庸”。凡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俱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唐代租庸调法，是在唐政府掌握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劳动者的基础上实行的，并成为当时社会赋役负担的基本方式。在均田制没有按规定实行的情况下，租庸调的规定，实际是不管土地多少，只要是劳动力，就要成为封建政府奴役的对象。但是，这种税法与前代相比，还是有所减轻。如减隋役一个月为二十天，实行以“庸”代役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不致中断；由于租庸调具有一定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官吏的苛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