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耽的先祖是长乐(今河南安阳市东)人。七代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县)。祖父贾知义，沁州沁源(今山西沁源)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贾炎之，沁水(今山西沁水)丞。贾耽妻苏氏先于他25年(即公元780年)去世，赠扶风郡夫人。贾耽出身于仕宦世家。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他22岁时以两经登第(考中)走上仕途。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继而授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处理日常政务中，表现出“器重识高，涵泳万顷”的良好素质，颇得太原尹王思礼赏识，授度支判官。后转试大理司直监察殿中侍御史。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擢为检校缮部员外郎兼太原少尹、侍御史、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迁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绩茂异。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负责接待入朝使者和出使归臣的工作。同年十一月五日，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度支营田等使，加朝议大夫，封广川男。时值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谋反，贾耽受命领麾下沿江东讨，协力群帅，平夷江汉，所向皆捷，荣立军功，给以加银并赐青光禄大夫的嘉奖。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任检校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迁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东都畿汝州都防御观察等使。因德政兼优，得到德宗皇帝的信任，下诏特许贾耽在近郊狩猎。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平讨李希烈有功，加东都畿唐、汝、邓都防御观察使。同年九月十一日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贾耽以64岁高龄奉诣入觐，五月二十七日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廷为之宝，■廓为之重，天下以之信向，蛮夷以之怀来，加金紫光禄大夫”。而后转任左仆射，依前平章事，迁检校司空，封魏国公。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贾耽因健康原因，首次上表提出辞呈。表曰：“荏苒四年，昧于摄生，素有多病。眼有盲膜之疾，耳闻风雨之声。自赵憬云亡，卢迈染患，忽忽惊悸。旧疹顿加，尸素之中，视听不逮。……省躬量力，诚所不任。非求退让之名，实为官谤所迫。伏希圣鉴俯察恳诚，无任惶■迫切之至。”辞职未予恩准。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又以疾避相位，未允。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贾耽的健康每况愈下，病疾日益严重，于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八月八日、十月一日，他接连六次上表，陈述“残年沈疗，渐不支持”，“顾兹朽质”，“枕席缠绵，形神消耗”，“大病之期，晦明难保”，“伏乞赐臣骸骨，收臣印绶”，“无任量力恳迫之至”。请求乞退的表文，情真意切。可是，顺宗皇帝还未批奏，贾耽就病逝于长安(今西安)光福里的私宅。居相位13年。册赠太傅，谥号元靖，葬于长安高阳原。贾耽生活在唐王朝由繁荣昌盛的顶峰走向跌坡的转折时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长期在地方和中央任重要职务，目睹了国势衰落边疆多事的情景，深表忧虑。常说“率土山川，不忘寝寐”，盼望早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完整，怀抱强烈的爱国热忱。
“安史之乱”使国家政局发生动荡，安定局面受到动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丧失，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贾耽对此深为焦虑，决心绘制陇右沦陷区的地图，以备政治军事所需。为此，一方面他采掇舆议，进行广泛的调查采访，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收集“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瑶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另一方面，“寻研史牒”，经常查阅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旧有图籍。对“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从而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积累起丰富的地理知识。贾耽对裴秀的“制图六体”非常推崇，认为“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要“夙尝师范”，加以学习和借鉴。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贾耽果真用裴秀的制图六原则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已佚)，主要表现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边州一些地方的山川关隘、道路桥梁、军镇设置等内容。由于贾耽对搜集到的地理资料作了慎重的取舍，所以，“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内容较为翔实。他在献图的表文中写道：“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就是说，图中难以用符号表示的地理内容，如政区面积、户口人数、山川源流等，他用文字注记详加说明，然后汇编成册，故名《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吐蕃黄河录》。图和说明一并奏之朝廷，希望作为收复失地，用兵经略的参考。德宗皇帝览后称善，特赐厩马一匹，银■二百匹，银盘银瓶各一，以示奖励。
贾耽一生喜爱地理，尤勤于搜集地理方面的资料。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他经过17年的充分准备，终于绘成名闻迩遐的“海内华夷图”，撰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献给朝廷。他在表文中简要记述了绘图的目的、经过、内容及用途：“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今伊朗、伊拉克境)；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乃大泽无涯，■宾(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则悬度作险。或道里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郡，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在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可惜该图早已亡佚。据史籍记载及从据以“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缩绘的宋之“华夷图”中看出，“海内华夷图”有以下三个特点：(1)图的幅面大，载负量亦丰。由于贾耽采取“多闻阙疑，讵敢编次”的严肃态度，图中内容当是翔实可信。除绘有国内及毗邻边疆地区的山川、政区形势而外，对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等内容，亦有适量的记载，称它是小范围的亚洲形势图，并不言过其实。(2)有统一的比例尺。图中采用一寸折地百里(相当于1：1800000)的比例尺绘制而成。图形轮廓比较准确。(3)图中的地名古今并注，“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开我国以两种颜色标注地名的先河。此法一直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可以说“海内华夷图”的问世，使裴秀首创的“制图六体”，在他之后500年间一直未被人重视和采用，濒临失传的紧要时刻，被贾耽继承下来。“制图六体”从此起衰振微，对后世的地图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贾耽成为继裴秀之后我国地图史上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主持绘制的“海内华夷图”以其独特之长，展现唐代的制图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地图史上一颗绚丽的■宝。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但其图、说各自独立成篇，视它为总地志性质的地理著述亦不为过。它以详于考订古今地理见长。原书佚。《新唐书》对《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体例及部分内容，有简要的记述，称该书“考方域道里最详，从边州入四夷，……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贾耽在献表中也说明“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指出，“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今布哈拉一带)为安息(在伊朗高原)，今则改入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可见，他对古今地名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位置、名称，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订。
诚然，《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在地名、沿革、自然和人文经济地理等方面，有详细的考订与记述，但篇幅却过于冗长。因此，贾耽“又提其要会，切于今日”，将40卷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压缩、改写为《贞元十道录》4卷。书已亡佚。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本。20世纪前期，在敦煌呜沙石室中发现了《贞元十道录》的残页，为现存地志中的最早写本。“十道”是唐贞观年间的政区设置，贞元时已不存在。这里贾耽借用当年的政区概念，以便分卷叙述州郡的建置沿革、四至道里、物产贡赋、镇戍设置等内容。每卷有图，与文相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备受欢迎。书中显见贾耽擅于考订的深厚功力。他就当时图志中存在的差讹，提出12条订正意见：“若护单于府，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宜隶河东；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故道，宜隶河南。合州七郡，北与隶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宜于武都建都府，以恢边备”。订正之处多在边疆和四方蕃国。至于“《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产，废置升降，提封险易，因时制度，皆备于编”，并作详细叙述。该书初具方志规模，对后世总志、地方志书的编纂，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职务关系，贾耽常与域外来使及出使归来者接触，因而掌握了大量的域外地理资料。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加工整理，编写成书。《皇华四达记》即属这类。书中有丰富的域外地理知识。其中写道，唐“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通道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七条交通路线，与周围的亚洲各国保持着密切频繁的往来，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还详细记述了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跨越印度洋，至印度、斯里兰卡、直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航线、航程，以及沿途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名称、岛礁、山川、民俗等内容。穿越马六甲海峡这段航路时写道：“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即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即新加坡海峡、菲利普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即马来半岛的南部)，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国，指苏门答腊的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词陵国(在今爪哇岛中部)，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不来罗华尔群岛中)。”这是我国关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个海上交通咽喉的最早记录。航船进入波斯湾后，有这样一段记述：“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在波斯湾头奥波拉以东近阿巴丹处)，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海中立的“华表”，“夜置炬其上”，就像今天在航路上设置的指引船舶夜航的航标灯。夜间有此灯导航，船舶不至于触礁和迷失方向。唐代，广州港亦建有十数丈高的航标灯，时人称“光灯”。航标灯的出现，是古代劳动人民与海洋的征战中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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