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做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坐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历史上的唐武宗因为崇道灭佛而被人们记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还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极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他对于吏治的整顿，即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在帝国的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来叫做李?，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的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的进行裁减，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2000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的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一条与现行中纪委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0年11月，御史台上书皇帝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辞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二是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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