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课文题目是“小狗包弟”，但文章开头不写“包弟”，却宕开去写艺术家和狗，看似离题，实际是以此为引线。]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仅以“很好”、“款待”二词概述艺术家与狗平日平等、友好的相处，文笔精练，又为下文写狗与艺术家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故事作了必要的交代。]“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专政队：“文化大革命”中管制被无理迫害的人们的组织。）[文章细细描写艺术家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受的残酷批斗。在那个没有法制而又失去理智的疯狂时代，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想怎样批斗你就可以怎样置你于死地，不仅人的尊严备受糟蹋，连人的生命也饱受蹂躏，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无数的无辜者带来的深沉灾难。]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平时相识的人 “都掉开头去”，装扮成陌路之人。文章在写狗之前先写人，用当时“专政队”的残暴，庸人们的冷漠，反衬狗的善良、忠诚。]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通过一连串生动形象的动作，描写狗对艺术家的亲热，与人世的冷漠相对比。]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再写狗对艺术家的无限依恋，与世人在危难关头“都掉开头去”，对朋友背叛相对比。]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被打断一条腿，狗竟也受株连被打断一条腿，作者以此控诉那种“专政”的残忍。]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交代狗悲壮的结局，进一步凸现狗对朋友同生共死的忠诚。]

 

第1段是文章的第一层，文章开篇写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从思路章法说，先说别人的狗再引出自己的狗，起着铺垫、启发的作用；从思想内容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巴金与狗的故事，二者似成对照，前者写狗对人的忠诚，后者写人对狗的背叛，由此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从写作效果说，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似乎更惨烈，而巴金与狗的故事之悲哀则在于心灵，是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精神折磨。

 

这段文字先写当时的“人”是怎样地对待艺术家，再写狗又是怎样地对待艺术家，以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十年文革，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在那动乱的年代，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友疏远、人情殆尽，狗的出现，就更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凄凉。所以，文章开篇描写狗对艺术家的忠诚与情义，反照出社会中人性扭曲的万般世相，也为全文奠定了一种感伤凄凉的基调。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这个句子由写艺术家的狗过渡到写自己的狗。一个“又”字，说明对小狗包弟的思念不只始于此时；重复一个“养”字，言下之意，“我只是饲养过狗，把狗当兽类，却没有善待狗”，潜意识下流淌着懊悔惭愧之情。]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 “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交代小狗的来历和特点，为故事的发展作铺垫。因为它会作揖，善解人意，所以逗人喜爱而有七年的友好相处；因为它是日本种，来自瑞士，又有一个外国名字，所以暗藏有背上“崇洋媚外”甚至“里通外国”的罪名的祸根。]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写包弟不咬人，又安静，善解人意，与一家人相处很好。“七年”突出时间之长。]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写包弟给客人带来欢乐，讨客人喜欢。]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写包弟不仅全家人喜欢，不仅中国的客人和朋友喜欢，而且日本的朋友也喜欢，说明包弟不仅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而且是人类共同的朋友。]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①，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①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大刮共产风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作者不仅失去了爱犬包弟，也失去了爱人萧珊，这里特别点出萧珊也喜欢包弟，进一步渲染一种悲痛的氛围，同时也与结尾想包弟也想萧珊遥相呼应。]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突出包弟对自己的亲热和忠诚，以反衬下文写自己对包弟的寡情和背叛。]

 

以上是文章的第二层，写自己和包弟七年的友好相处。作者运用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包弟乖巧、可爱、忠诚的特征，它给大家带来欢乐，大家对它都非常喜爱。可就是这样一条与人类友好相处的小狗，人类竟然不能容允，竟然将它当作“革命”的对象，竟然将它扫地出门，竟然将它送上解剖台，这是为什么？作者越是写出包弟的可爱，就越是与包弟悲惨的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就越是激起人们和作者心灵的拷问。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这是过渡段。“你的小狗怎样？”用顶针的手法紧承上段，“然而”一转，自然地引出小狗的悲惨结局。]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①”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①四旧：指“文化大革命”时对所谓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简称。当时的红卫兵常常以“抄四旧”为借口，任意抄家，一旦发现所谓的“四旧”，便随心所欲地对当事人进行批斗。所以，弄得人人自危，诚惶诚恐。）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七年来给全家带来欢乐的包弟，一瞬间成了大包袱。在那个时代，种花、养狗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加上包弟是外国种，更有崇洋媚外的嫌疑，自然被列为“四旧”，最容易成为红卫兵抄家的借口。所以，作者不能不“胆战心惊”。]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①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①靠边：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在“全面专政”的年代里，人人自危、人人自保，成了“革命”和“专政”对象的小狗包弟，哪里能找到它的容身之地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礼物变成了包袱，欢笑变为了眼泪，在一切都被扭曲的年代里，作者几多酸楚，几多无奈。]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描写抄“四旧”的场面，亲自目睹了“红色风暴”的“可怕”，这是将包弟送上解剖台的客观原因。]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写最后的决定。“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表明内心非常恐惧害怕。“这一夜我想得更多”，说明作出这一决定十分艰难和痛苦。“最后决定”意味着曾设想过多种方案，这“最后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这句话描写刚送走包弟时的心情。作者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抄家，可以保护家人和自己，因而感到轻松，不必再为此担惊受怕了。“反而”一词，写出了一种被扭曲的非正常的心态。]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这句话描写自己在良知复苏之后的沉痛。为了求得自保，竟然将相处七年、对自己友好而忠诚的包弟出卖了！一旦良心发现，作者怎么能入睡，怎么能不深深地受到良心的谴责？这里的“包袱”指的是心灵的自责、内疚，对包弟所欠下的良心债。]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这里通过幻觉的描写来表示自己内心的痛苦。在把包弟送上解剖台的同时，作者把自己也送上了解剖台。小狗包弟受的解剖是在身体上的，而作者所受的解剖是在心灵上的。]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洁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这是本文的精粹所在，是作者对自己在文革十年中所作出的最深刻的自我解剖，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精神瑰宝，内涵非常丰富。每一个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人，都应该躬身自问：你保护了你应该保护的同志吗？你为了保护自己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面对汹涌而来的“红色恐怖”，你是逆来顺受、顺水推舟，还是砥柱中流、挺身而出？我们每一个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公民，学学巴金老人吧，像他这样严肃地自觉地对自己进行心灵的拷问，进行心灵的解剖吧，何况巴金先生还只是没有善待一条小狗呢！至于那些曾经父子反目、夫妻成仇、视亲朋为猎物的“最最最革命”的“同志”啊，回想起当年用别人的血泪染红自己的“顶子”的时候，面对巴金老人这面明亮晶莹的镜子，你的感想又是如何呢？你能拿出这样的诚实和勇气吗？]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这句话概括了作者在十年浩劫中的辛酸遭遇。作者想用“丢车保帅”的办法，通过舍弃小狗包弟来避免抄家的危险，但是这一天真的愿望很快便化为泡影。“自己也终于变成了包弟”，意思是说自己也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1968年8月，巴金被监禁；9月，被抄家，并经受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1970年春节后到上海郊区劳动改造；1972年8月，妻子萧珊病逝，巴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历经九死一生而没有死去，所以作者说“倒是我的幸运”。]

 

以上几段是文章的第三层，是全文的高潮，叙述自己为了自保把小狗包弟送进医院、送上解剖台的经过，抒写自己在良知回归之后进行的心灵拷问和自我解剖。作者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精神境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的体现，揭露了“文革”对人性的“异化”与摧残，也表达了作者对“文革”时非人的环境的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这是环境描写，下文“满园的创伤”几个字点出了这园中景物的特点。作者虽然仍是这里的主人，而且在这里又住了十三年零五个月，但是眼前的景物却失去了当年的光彩，它是凄惨的、荒凉的、衰败的，毫无生机的，而且还改变并增添了新主人。物非人也非，一切都昭示着大劫过后的创伤。]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①，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①同我一起散步的人：指作者的妻子萧珊。）……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是心理描写，抒写自己对已经失去的爱人和爱犬的思念。作者把对包弟的思念和对萧珊的思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包弟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文革中作者既失去了爱人，又失去了爱犬，前者失去的是亲人，是战友，是知己，后者失去的是良知，是良心，作者要还清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就是要检回那曾经丢失的良知和良心。在人情殆尽的年代，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了保全自己而抛弃一只小狗，又算什么！但作者却没有为此而宽恕自己，而是“感到羞耻”、“瞧不起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作者处世又是多么严肃啊！“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既概括了园中景物的特点，又写出了作者内心的痛楚。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作者用园中荒败衰微的景象衬托备受煎熬的心境，更见其内心的痛苦，也更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揭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表明自己不管今后再遇到什么风险，也要顽强地活下去的决心。]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结尾强调自己的反省是诚实的反省，对包弟的歉意是真诚的忏悔。“说谎成风”是文革的流毒之一，林彪、“四人帮”鼓吹“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一群政治骗子。巴金老人对自己的心灵进行诚实的拷问和解剖，其本身就是对文革流毒的一次清算。]

  高中语文;

结尾几段是文章的第四层，事件的尾声，抒写作者永远的忏悔。倍受良心的谴责长达十几年之久，说明了文革给一代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造成的千疮百孔。文章结尾部分，作者忠诚地向小狗包弟表示歉意，表现了正直善良的巴金老人的勇气和胆量。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古往今来，能有几人真正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呢？而这种可贵的精神在本文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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