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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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飞鸟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视野最为开阔的莫过于它们。它们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没有限定。但是由于视角多是俯瞰、虽然开阔，却并不集中，而且因为它们高悬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们眼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记得刚刚开始学习教育理论的时候，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理论，比如：“教育与经济谁先行”“教学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作为一个还没有入门的研究者，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问题体现了思想的深度，这种宏大的哲学命题确实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强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我在面对具体的教育问题时还是束手无策。教育专业人士却在教育的门外打转，隔着厚厚的围墙，在研究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观命题。我一直在追寻：
我到底应该研究些什么，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一位年近花甲良师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学30余年，她不无感慨地说：“兢兢业业写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看来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呢？这种纯理论的研究最后只会让人走向困惑和虚无，如同一个人在与空气跳舞。”我相信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以往我们的教育研究过多地从“飞鸟之眼”来观察教育实践，虽然能够“高瞻远瞩”，但是由于飞得太高，根本难以顾及到实践，其结果是一方面教育研究者批评实践现场的封闭落后，而教育实践者也因理论并不能体现和指导自己的工作而对理论丧失信心。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这样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
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构或创造的理论为起点，采用舍恩所谓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theoryintopractice）的模式，而后再对实践进行评价，然后修改理论，再应用，再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实践者和实践领域，研究者往往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其进行预见和猜测。克兰蒂宁和康奈利不无讽刺地说：“在做研究报告时，我们（研究者）皱眉则想象教师也在皱眉，我们微笑就想象教师也在微笑”。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理论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设和论证，对实践越来越缺乏关心和关照，理论和实践，理论者和实践者之间日益分化，而且渐行渐远。教师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者各有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两者之间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却永不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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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蜻蜓也善于飞翔，但与飞鸟不同的是，蜻蜓飞翔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他们常常还会停下来歇息，因此与飞鸟相比
蜻蜓更加容易亲近，也更接地气。
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观的层面，而是在思考和反应一些中观层次的问题，比如某个区域的某种特定的教育问题，或者教育管理方面的课题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对区域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提供专业支持，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论建构，而是解决教育管理和决策的具体问题。
以“蜻蜓之眼”来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区:
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这种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研和访谈，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个问题的问卷，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发放，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亲自到学校去发放，而是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他们与被调查者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也没有去过他们所工作的环境，也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而是根据多数人对问卷的作答情况进行数量化的分析，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都不过是这个调研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数字而已。而且调研最后的结果和结论往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对很多被调研对象来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问卷，然后又没有了下文，所以对待这种不知前因后果的调研，老师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应付
我自己也常常成为被调研对象，我的办法就是与自己相关度较高的就认真琢磨琢磨，否则就随意点一下。正是因为与调研对象缺乏深入的沟通，所以这类调查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甚至无
效的。另一些研究者相对比较严谨，他们会选择一些学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到学校去访谈一下校长或者某些教师，作为数量化研究之外的补充材料。虽然这比问卷调研有所深入，但由于访谈对象所限，研究者对学校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清晰的。
可以说一两所学校的一两位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情况，学校和教师的独特性往往被忽略。如果学校层面的校长和老师有机会读到类似的报告的话，他们可能会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因为这样的结论与他们学校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有些教育研究者或教育管理者也希望能够了解学校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愿意去与老师和学生深入交流，而只是与学校的管理者了解情况，看一看学校的工作计划、总结，翻一翻学校准备好的各种台账资料，然后就在心里或在评价表上给出相应的分数，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评价已经简化成对台账的翻阅。
老师工作得是否愉快他们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了问题学生们是否能够快乐地学习他们的成长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关注等等
蜻蜓点水的研究是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研究也得难以广大师生的支持和认真参与，也就无法对学校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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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之眼：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与飞鸟和蜻蜓相比，蚂蚁显得微不足道，它们个头不大，四肢短小，每天成群结队地在地表或地下爬行、忙碌。但是蚂蚁虽小，却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看似最不起眼的它们，却是最为亲近泥土，亲近自然的，它们每天都在用身体丈量着土地，用触角嗅着泥土的味道，它们知道哪里有喜欢的食物，知道地下多深处有水源。它们对大地的熟知程度远远高于飞鸟和蜻蜓，它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土地的样貌和性质，它们的家就在这里，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宰。
蚂蚁的视野随不甚宽广，但是它们却精心地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它们的视角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研究者自己成为一名教师，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亲身体验：
深入学校和课堂与教师共同生活了解他们的苦乐了解孩子们真正的学习情况
了解学校和家长各自的苦衷
教师专业场景中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这样的研究因为更接地气、更接近教师真正的生活，所以会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广泛的接受和支持。实际上，教育研究应该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甚至都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它应该是深植于教育实践的土壤之中的，应该为教师的智慧的判断和决策、为学生的快乐的学习和成长而不断探索的。
教育的理论应该是“实践中的理论”（theoryinpractice）,教育理论不会因其具体性、不确切和生成性而显得不成熟，相反当教育理论做到了这一点，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找到了合适的契合点，那才代表的教育理论的成熟，代表着教育理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特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再上升为理论，这样的螺旋上升过程才是教育研究本该选择的发展线路，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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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视角：用另一只眼睛看教育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蚂蚁之眼”都是必要的视角，关键是如何让这三种眼睛都成为“慧眼”。每个人会因为自己的身份、立场和背景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观察视角，但是每个人在选择自己视角的同时，应该更加敏感地意识到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转换视角这个方面，佐藤教授学无疑是一个典范。佐藤学教授在东京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后，曾经在三重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后来，他再次回到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从他的博士论文《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可以看出，最初佐藤学教授也是倾向于理论研究，专注于美国的课程史的钻研。
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选择躲在书斋里钻研故纸堆，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到中小学中去、到课堂中去，对此，他也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
众所周知，日本一向重视教育，1900年日本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在OECD的PISA测试中，日本也始终站在第一梯队的前沿。
但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学校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学校荒芜、学生逃学、班级崩溃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社会把矛头直指学校和教师，学校教育风雨飘摇。他在研究美国课程改造史的过程中，对杜威非常钦佩，特别是杜威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以非凡地勇气去改造教育现实。时至今日，他对杜威的仰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决定走出书斋，走向实践。佐藤学教授之所以选择引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因为他认为：
基础教育是塑造人的关键阶段，给基础教育以正向的指导，就会影响一批人甚至一代人因此，他不知疲倦的奔波于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走进每一位老师的课堂，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学习过程，在中小学，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位东京大学的知名学者，而是做一位：认真的倾听者
倾听老师的心声倾听儿童的话语倾听着课堂上每一个微妙的声响
他沉浸其中，以一种“蚂蚁”对待泥土一样的专注精神去感受、去聆听。他与老师在交流的时候，都是以课堂上的儿童所展现出现的学习状态为中心的，他与老师们分享着他所看到的学生们的故事，讨论着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教育内涵，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课堂都是精彩的。因为每一个课堂中都有几十个儿童在演绎着精彩的关于学习的故事
他就是通过对课堂细致而微地观察、分析赢得了老师们的心，老师们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知音，他懂自己、懂自己的课堂、懂这个课堂上的孩子们。他用“蚂蚁之眼”所观察到的世界，甚至比真正从事教学的老师还细致、还深入。
但是，佐藤学教授从来不只是用一种视角来看待教育的，他同样学识渊博，高瞻远瞩。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所见之处几乎都是书，而且常常能看到他的桌子上同时翻开几本书。
也正是由于大量的阅读，积淀他深厚的学理基础。可以说，他扎根土壤，思想却在自由高飞。同时，他对教育理论的研究因为深入课堂而越发深刻、细腻，并逐渐成为日本教育研究的领军人物，更是曾经担任过日本教育学会的会长。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到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家进行讲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声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但是他并不醉心于做飞鸟，而是时刻保持着“蚂蚁”一样的草根性，即便是到其他国家去，他也不会忘记深入课堂，与其他国家的校长和老师进行交流，从异国同仁那里获取经验和灵感。
他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著作《教师的挑战》（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2年影响中国教师的100本书TOP10）中对这些国家的课堂教学改革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阐释。在佐藤学教授的课上，他经常如数家珍地对许多国家的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状进行分析，让人不禁惊叹于其研究见识的广博和大气。这对我们中国的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一线的老师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个人的身份可能是固定的，但却不应该因此而固化了自己的视野。在我们看来，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蚂蚁之眼”，这都是我们必要的视角，对待教育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去转换视角。做理论研究的人更多地进入学校、课堂，与学校中的老师们、学生们共同呼吸、共同感受，
聆听教育最主要的主体们所发出的声音，如果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失声”的，那并不说明他们的声音微弱，而是我们自己在堵着耳朵。课堂中的精彩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刻，一个雨滴所折射的是太阳耀眼的光辉。而对于一线的教师来说，也同样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所身处的学校和班级，以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断超越自我的心态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在看似平凡的教学生活中发现美、发现故事、发现新的路径。
教育就是一个不断与新时代的人们展开交流活动的领域，所以与教育相关的所有人都应该具备与这些新时代的人们展开对话的能力。要展开对话，最首要的是换位、换角度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种视角都成为慧眼，具备最强的洞察力，那么这个领域的很多问题就可以有解，甚至可能是多解。
作者：陈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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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飞鸟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视野最为开阔的莫过于它们。它们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没有限定。但是由于视角多是俯瞰、虽然开阔，却并不集中，而且因为它们高悬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们眼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记得刚刚开始学习教育理论的时候，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理论，比如：“教育与经济谁先行”“教学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作为一个还没有入门的研究者，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问题体现了思想的深度，这种宏大的哲学命题确实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强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我在面对具体的教育问题时还是束手无策。教育专业人士却在教育的门外打转，隔着厚厚的围墙，在研究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观命题。我一直在追寻：
我到底应该研究些什么，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一位年近花甲良师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学30余年，她不无感慨地说：“兢兢业业写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看来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呢？这种纯理论的研究最后只会让人走向困惑和虚无，如同一个人在与空气跳舞。”我相信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以往我们的教育研究过多地从“飞鸟之眼”来观察教育实践，虽然能够“高瞻远瞩”，但是由于飞得太高，根本难以顾及到实践，其结果是一方面教育研究者批评实践现场的封闭落后，而教育实践者也因理论并不能体现和指导自己的工作而对理论丧失信心。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这样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
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构或创造的理论为起点，采用舍恩所谓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theoryintopractice）的模式，而后再对实践进行评价，然后修改理论，再应用，再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实践者和实践领域，研究者往往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其进行预见和猜测。克兰蒂宁和康奈利不无讽刺地说：“在做研究报告时，我们（研究者）皱眉则想象教师也在皱眉，我们微笑就想象教师也在微笑”。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理论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设和论证，对实践越来越缺乏关心和关照，理论和实践，理论者和实践者之间日益分化，而且渐行渐远。教师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者各有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两者之间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却永不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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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蜻蜓也善于飞翔，但与飞鸟不同的是，蜻蜓飞翔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他们常常还会停下来歇息，因此与飞鸟相比
蜻蜓更加容易亲近，也更接地气。
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观的层面，而是在思考和反应一些中观层次的问题，比如某个区域的某种特定的教育问题，或者教育管理方面的课题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对区域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提供专业支持，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论建构，而是解决教育管理和决策的具体问题。
以“蜻蜓之眼”来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区:
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这种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研和访谈，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个问题的问卷，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发放，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亲自到学校去发放，而是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他们与被调查者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也没有去过他们所工作的环境，也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而是根据多数人对问卷的作答情况进行数量化的分析，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都不过是这个调研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数字而已。而且调研最后的结果和结论往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对很多被调研对象来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问卷，然后又没有了下文，所以对待这种不知前因后果的调研，老师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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