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
一阵风来，我闻到了枣花香，我站住朝四面望：空落落的胡同，只有几个小孩子匍匐在洞外，拍地上的硬纸玩。右首街墙里是一家院子。沿墙有一颗枣树，扶疏的嫩叶随着细长的枝丫在半空摇摆。靠里还有一颗体态龙钟的枣树，一树轻盈的小叶，正好横在邻人的房上。高的、少的，都给人一种生气蓬勃的感觉。鲁迅《秋夜》的描绘忽然亮在我的眼前：
“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重复在这里，给秋夜引出意想不到的寂寞的战斗的诗意。叶子落尽了，干枝子还像抢、戟一般直指着月亮。而今不同了，初夏的清晨，处处是乐观的意兴。我朝东走，太阳迎面照来，我才离开江南，北京已经变成江南。两颗枣树，一老一幼，都在开着小黄花。
于是我闻到一阵阵的枣花香。
不凑到枣树枝子跟前，很难辨出叶子掩翳的米色小花来。这些谦虚的小花，像飘香的桂花那样不惹眼，却不像桂花样有口碑。八月桂花香。广州的桂花一四季开。可是花谢了，枝头什么也不留下来。我为枣花叫屈：
。
枣子！枣子！
五岁前后的景象忽然涌到我的心头。我提着一个小瓦罐，里面装着半罐井水，跟着姐姐和家里人，走进一片枣林。说是枣林，其实枣树长在畦垄上，三两丈远才一颗，并不妨害庄稼。初夏我在地里跑，一定闻到了香味；可是我对香味有感情，却远在成以后，因为欣赏芳香是要龄的。我之所以跟着姐姐到枣林来，一方面是由于游戏的心情，一方面自然还有馋痨的心思。成百上千的枣子，青里透红，挂在枝头，该多吸引每一个小孩子啊！姐姐举着竿子，学大人打枣虫，什么枣虫我不记得，反正不像是北京小孩子说的那种形象可怖的洋拉子。虫子打下来，我就捡起来放在有水的瓦罐里。不过捡不捡全看我的高兴。我只是跟在姐姐后头专拣她错打下来的枣子罢了。
人家把我们那边的枣子叫做“
相枣”
。我的母亲姓相，是北相镇人，娘家没有直系亲人，不过总算还有所谓娘家人，偶尔带我回一趟娘家。秋冬之交，车过地头，望见柿子像受了冻似的那样红，就央人摘下低枝的柿子给我吃。我边吃，边跟着车跑，兴致很高，不过没有吃生枣的兴致高。相枣大概是从北相镇得名的吧，我对没有亲姥姥家的北相镇也有好感。
那些可爱的生枣，个子如同小娃娃的拳头，咬一口，又甜又脆，咬好几口，才能咬完老大的枣，“
囫囵吞枣”
是不行的，我对相枣的记忆这样深，那带着孩子们逛北京的西山，吃着樱桃沟的枣子，清脆可口，孩子们赞不绝口，我这个五十岁的老头子，离开家乡的土地四十多了，尽管吃过各地方的好枣子，说起枣子好吃来，还是热情地把安邑的枣子夸成了世界上唯一无二的枣子。孩子们缺乏我的童，只好将信将疑地由我夸口。过了几，表弟从猗氏县来，带了一包枣子给我，我指给孩子们看，傲形于色道：“
看枣子多大！肉多厚！”
我分了几小包，转送给我的亲戚长辈，孝敬之中，未尝不多少含有夸耀的意思。往往有人问我什么地方人，我的回答总是：“
山西安邑人，《史记》上说的‘
安邑千树枣’
的安邑。”
有一千棵枣树，还必须是安邑的枣树，司马迁认为“
与千户侯等”
，想见安邑枣子的名气大，来历久了。我怎么能不引以为荣呢？
猗氏县的枣子当然也有名，晋朝的郭璞给《尔雅》作注，就指明：“
今河东猗氏县出大枣子，如鸡蛋。”
猗氏县和安邑县是近邻，树种自然还是一个。河东的枣树都应当归在相枣一类。《尔雅》把河东的枣子叫做“
洗大枣”
，小时候我也听人把家乡枣子叫做“
洗枣”
，想必自古以来就有这种称谓，就有这种大枣的荣誉了。据说陕西?县有一种枣子，比“
洗大枣”
还大。也许是吧，不过一定还是从河东移植过去的。否则，?县的人怎么把自己的枣子叫做“
晋枣”
呢？我为家乡的枣子骄傲。
站在北京的胡同里，闻着街墙上空的枣花香，我想起了家乡的枣子。我明白各地的枣子有各地枣子的特色，只是它们和我的童无关，哪怕是国色天香，我也只能说来话短。是啊，我多想回到五岁前后，在家乡的地头，边捡枣虫，边吃半青不红的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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