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作物面积在2011年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但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种植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准确地说是发达国家在收缩，转而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这一点要特别认识清楚。

转基因生物技术，尤其是在栽培作物中的应用，为生产者带来了比较好的经济利益。然而，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大规模应用的风险的讨论从未停息过，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和是否接受转基因产品（主要是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尚存在很大争议。放眼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重要因素是研发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博弈。迄今为止，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基本不以增产为目的，而是通过降低田间管理成本间接为生产者获取利益；相反地，却有一些研究表明，外来基因的插入对作物的产量有负面影响。考虑到转基因技术以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释放的潜在风险，需要认真审视转基因技术在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发展方向，以及生物安全管理和评价对策。

生物及其所处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由于个别关键物种或生境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释放之初，就有科学家预测其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态学风险。不幸的是，一些担心成为了现实。研究人员根据十年的监测数据发现，随着抗虫Bt棉种植比例的增加，一种次要害虫盲椿蟓数量增加。从生态学上来讲，盲椿蟓可能恰巧受益于棉铃虫的退出，占领了棉铃虫所在的生态位。此外，美国学者比较了抗虫棉大面积释放前与释放后美洲棉铃虫田间害虫种群对抗虫棉的耐受性情况，发现大面积释放5~7年后，田间美洲棉铃虫种群对抗虫棉进化出了抗性。加拿大研究者在抗除草剂油菜田附近收集到的野生亲缘种中发现，抗除草剂的外源基因已经在野生种群中整合和固定。这种固定在生态学上有重要意义，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必须深入研究转基因作物大面积应用的生态学风险。

美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处于世界的前列，其也是转基因产品生产大国，然而据此推断美国人每年都摄入大量转基因食品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作物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其留在国内的部分主要用于生物燃料和饲料的生产加工，直接用于食品的比例很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如果转基因主粮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由于旺盛的国内需求，国内消费比例很高，且直接用于食品的量会很大，国人平均每人摄入转基因食品的量会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剂量往往是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并且推行从非主粮入手的策略本身就是将食品安全置于环境安全之上，是想迎合群众的关注点，避重就轻，其结果是非常危险的。

转基因作物产品的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但单纯地研发生物因子抗性作物的转基因技术是无法有效应对的。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该转而注重提高产量和非生物因子的耐受性。应当承认，目前还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提高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要认识到转基因技术的局限，承认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科学家们应行动起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找到多样性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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