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究

 

本文作者梁实秋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他说，他和他的那班青年“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梁实秋先生好像也是一个不谈政治，专攻学术的文人。

 

真的是这样吗？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梁启超为什么“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二、什么是政治。只有从政才是政治，搞学术就没有政治了吗？

 

你能否搜集一些资料，并结合课文，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探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奋力搏击，然而事与愿违。他先是追随康有为，为维新运动鼓与呼，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共和”，仍然未能跳出中国过去朝代更迭“以暴易暴”的旧框框，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背离，让梁启超陷入到无限的悔恨和痛苦之中。1918年冬天，他明确宣称：“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他甚至还牵强附会地提出，要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主义”去矫正欧美代议制度的“流弊”。就连组党结社，他也十分反感，主张离之越远越好。这样的一种政治心态，自然就使梁启超下定决心远离政治，转向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一些开启民智的最基础性的工作。由此可见，梁启超晚年的醉心于文化，是政治上迷茫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从政当然是政治，但是搞学术不一定不是政治。什么是政治？最大最根本的政治莫过于爱国爱民族。我们从梁实秋先生的记叙中不难发现，晚年的梁任公先生，血管中仍然奔涌着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也就是梁实秋先生所说的“热心肠”。你看他，为什么讲解《公无渡河》“悲从中来”？为什么讲到《桃花扇?哭主》会“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为什么讲杜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会“喜欲狂”？这只是讲文学？不，这是宣泄蕴蓄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梁实秋先生们为什么也会跟着“泪下沾襟”？甚至于20年以后，“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不禁悲从中来”？这难道只是听一篇学术报告？不，这分明一股爱国爱民族的激情在心中澎湃。

 

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可能不关心祖国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肩挑振兴中华的重担，大步朝前走！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gaozhong/231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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