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说周密，以理服人。晋武帝召李密出仕，李密却公然写表抗旨，“辞不就职”。在封建社会里，逆龙鳞，抗圣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弄得不好，便有杀身之祸。但是李密却成功地说服了晋武帝，不仅同意他“终养”祖母，而且还在物质上给予资助，精神上给予夸奖。这里的奥妙就是李密摸准了晋武帝的心理，所说句句投合了他的心意。首先，李密摸准古今帝王都喜爱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心理，因此在表文中大肆歌功颂德，说自己“逮逢圣朝，沐浴清化”，“过蒙拔擢”；又推而广之，“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样可以起到消除晋武帝敌对情绪的作用。其次，李密摸准晋武帝扯起“孝治天下”的大旗，妄图以此笼络民心的心理，大讲自己“夙遭闵凶”的悲苦，诉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的苦衷，这样便把自己“愿乞终养”的请求纳入了晋武帝以孝治国的大纲，以此来博取晋武帝的“矜悯”。再次，李密是亡蜀遗臣，晋武帝很容易怀疑李密以奉养祖母为借口，实际对晋心存不轨。因此李密在表文中除了极力表达自己对朝廷征召无限感激，表白自己“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外，还特别申明“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标谤自己对晋的忠诚。最后，晋武帝会不会怀疑所说的情况有诈？于是，李密以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的事实，并请天地作证，表白自己的“愚诚”。由于李密论说周详，面面俱到，不仅处处表现了对祖母的“孝”，更重要的是字字句句都表现了对晋武帝的“忠”，面对这样一个忠臣孝子，晋武帝怎能不生恻隐之心？韩非子讲：“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又讲：“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李密的成功，证明韩非所说不谬。

 

（2）以情动人，以文悦人。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文中所抒发的自己孤苦无依的悲痛之情，和祖母相依为命的骨肉亲情，都深深地打动每一个读者的心灵。而他对朝廷恩遇的感激和对晋武帝的忠敬之心，也是以充满情感的笔调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语言形象生动，文笔自然精粹，也是文章所以动人的原因之一。本文虽然用了不少四字句、对偶句，有骈文的整俪之工，但语言却绝不雕琢，而是十分自然真切，仿佛是从肺腑中流出，丝毫不见斧凿痕迹。文章语言十分生动形象，如第一段写孤苦无依之状，第二段写州县催迫之景，第三段写祖母病笃的惨苦之象，都如在目前。如此优美的语言，自然也更能激起晋武帝的爱才惜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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