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究
诗界一致公认，《蜀道难》是李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我国诗坛中的一颗艳丽的奇葩，皮日休冠以“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丧”的美誉。但是，对于这首诗的寓意，却历来解释纷纭，莫衷一是。代表性的说法有：
一说：为担心房?、杜甫安危而作。《新唐书·严武传》：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在他部下任刺史。房?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
二说：为讽刺章仇（zhān?qiú，复姓）兼琼而作。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沈括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
三说：为讽谏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幸蜀而作。此说出自元萧士?（yūn）《分类补注李太白集》的注语中。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四说：为自身“羞无成归”而作。明人高启说《蜀道难》“商声激烈”，就是说兼有悲、愤两种因素。中唐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诗：“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说明此诗主旨是叹息仕途艰难，报国无门的基调。李白借蜀道峥嵘嵯峨之状和旅人困顿愁惨之情，抒发他开元十九年第一次入长安的经历和难言之隐。
明人胡震亨在《李诗通》中对上述第一、二、三种说法曾予批驳：
“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可当斯语（指‘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而言）。而严武出镇在至德（唐肃宗第一个年号）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贺监（指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则此数说似并属揣摩。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难道）必尽有为而作？白（李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讽）人之义远矣。必求一人一时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
胡震亨在批驳了上面几种观点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本诗“即事成篇，别无寓意”。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清朝顾炎武，顾炎武《日知录》云：“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涂（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请你对上述观点细加分析，说说他们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哪里？你对这首诗的主题有什么不同看法？我们对此作些了解和探讨，有助于提高诗歌和文学鉴赏能力。
探究思路：
解决上述争议，第一弄明《蜀道难》的写作时间，第二查证相关史料，第三分析诗的内容。这也是我们探讨诗歌主题最基本的方法。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唐摭言》第七卷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书的作者王定保是唐末进士，活了八十多岁，一生只有此作，其说当有根据。由此，李白作此诗当在长安之时。李白一生两次入长安，第一次是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第二次是天宝元年（742），因玉真公主等的荐举，被召人京。贺知章开元十三年（公元７２５年），迁礼部侍郎，后为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告老还乡。从《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等语，《蜀道难》最大可能作于开元年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之时，最迟也是在天宝初年，第二次奉诏入京之时。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讽刺玄宗说显然错误。担忧房、杜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严武镇蜀共两次，第一次自肃宗上元二年（761）冬至宝应元年（762）夏，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宝应元年。第二次镇蜀，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之后，这时李白已经故去（房亦病卒）。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至于“羞无成归”说也似不妥。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隐居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虽然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但这时他并未涉足官场，对其风险没有体验，不可能发出“危乎高哉”的惊叹。
现在，一般都认可胡震亨的说法。从诗的内容来看，本诗的主题是“送友人入蜀”，是沿袭乐府古题的“即事成篇”之作。纵观全诗，叙议结合，多扣诗题，看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旨。如果说除了担心友人旅途艰险之外还有什么寓意的话，也不过是笼而统之地为友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到忧虑，这其中还掺杂了含蓄而执着的惜别之情。当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以蜀道喻世途艰难，功业难成的意思，不过要理解成处处有深意，就未免牵强附会了。唐代孟柒的《本事诗》和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会见贺知章，出示《蜀道难》，博得“谪仙”雅号的事。可见这是李白的一篇习作，大抵以驰骋文采为高，未必有什么寓意。李白年轻时多模仿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文，以超越古人为能事。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李白集中还有五言律诗《送友人人蜀》和《剑阁赋》，可以相互印证。因为贺知章的赏识，李白名声大振，从此奠定了“诗仙”的地位，《蜀道难》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
通过探讨《蜀道难》主题之争，对于提高我们诗歌鉴赏能力，养成正确的读书方法，很有好处。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中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原委，不知夺换（变化）所自；不参按（考证）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胡氏在这里提出了正确解读李白诗歌的三个原则，一是弄明乐府这种诗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难道）必尽有为而作？”；二是弄明李白身世遭际，“白（李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讽）人之义远矣”；三是弄明诗歌语言和材料的出处，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自西晋张载《剑阁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作者借此渲染蜀道之险，并非一定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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