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志耀

近来又喜欢读郑谷的诗，郑诗格调不高，但轻灵脱俗，佳句时现，值得赏玩。前几日，读到了其《中年》，最后一联尤令我“戚戚”：“衰年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今天的诗人是不幸的，没有经历过时代的动荡，如何有波澜壮阔的诗文。今天的诗人又是幸运的，可以安然书斋中，享受安闲的生活。我亦是人至中年，方将二十年前学过的古体诗词拾起，重填起来。不过，聊以自娱罢了。

写了几首诗，就情不自禁地翻出旧书，读完了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有关杜工部的传记读的不多，仔细一搜罗，不过寥寥几部：闻一多先生的《杜甫》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以及小时读过的马昭的《草堂春秋》。不过，《杜甫》未完，《李白与杜甫》重点谈诗，《草堂春秋》则重点谈杜甫的成都生活，唯有朱东润先生的这部书全面展现了老杜的一生，读完之后，方可真正比较一下几部书了。

朱先生称此书为“叙论”，主要因为中国古代的传记本来称为“叙”，“‘叙论’的本决就是评传”，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故称为“叙论”。不过，此书自然不仅仅停留于杜诗中，作者还回顾了其生活年代与背景，意图从时代的高度解读杜甫的一生。我认为，人物传记绝非是对人物生活历程的简单回顾，而是要展现人物最浓墨重彩的生命精华。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以音乐彰显贝多芬的搏斗，以艺术诠释米开朗基罗的挣扎，以小说浓缩托尔斯泰的痛苦，就是最典范的例子。真正优秀的传记，在展现人物生命光华的同时，还能够展现时代的风貌，恰如傅雷先生在《名人传》译稿之前所言：“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以此为标准判断，闻一多先生与朱东润先生的杜甫传记，都接近了这一标准。他们立足于杜诗，解读其生命的价值，回顾了时代的影子，而郭沫若与马昭的传记则只能是一堆垃圾了。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实际上唯有李白部分可看，虽然其中也不时夹杂了一些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毕竟全篇的重点在考察李白的一生，凭借他丰厚的文史知识，内容大致也有可观之处。而杜甫部分，则重点在解诗，而且是以极其教条、极其低劣的观点来批驳杜甫，于是才会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地主在咒骂贫穷的儿童，《石壕吏》表现了不抵抗的奴才精神之类的奇谈怪论。这的的确确是一堆垃圾，一堆连当反面教材都不够的垃圾。马昭的《草堂春秋》可无可称之处，他写得不过是一部历史小说，却非要拉上阶级关系。于是，黄四娘把明清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改头换面之后拿来使用，只是作者忘了，唐代时白银还根本没有流通。一个杜诗中出现的人名，就这样成了苦大仇深的阶级姐妹。最恶劣的是，他把早已被别人否定的内容拿到小说，例如人们攻击张巡杀民守城，以百姓的生命堆砌自己的军功。这早在千年前就被韩愈批驳过，居然被他当成奇货来贩卖。高适、严武这些在杜甫心目中高大的形象，并且也确实给予其许多帮助的名人，在他的笔下都成了唯利是图、冷漠无情、杀人成性的官僚、军阀。有阶级观点没错，但不能以这种观点强行改造古人的生活。我如果不是在小时候读过《上下五千年》、《资治通鉴》少年版之类的书籍，真就要被他骗了。由此来看，这两本书最好搁在书架的最顶层，让孩子们拿不到最好。否则一旦形成印象，那就很难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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