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更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是像鹜吗？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象罢了。画家他深深入创形的秘密,发见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翻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注物质文明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支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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